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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經濟遇到了不同于其他國家的新問題、新挑戰，進入到經濟發展新常態。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些地方和領域已顯現成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需求側應對危機的手段，也不同于西方供給學派的傳統觀點，而是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提出的經濟理論革命。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歷史要求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根本的動力來自于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要求。這一歷史要求集中表現在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了新的歷史階段，遇到了新的問題，原有的體制和各個方面的政策束縛了生產力的可持續發展。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規律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這個階段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要求而提出的一場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

　　201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70萬億元，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貧困狀態成長為中上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進入這一階段后，中國經濟發展的供給側和需求側條件發生了改變：改革開放初期是短缺經濟，需求旺盛，供給側最大的優勢是成本低；現在則是供給側成本大幅上升，需求出現疲軟。這對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新的歷史要求。在這一階段，中國既面臨著新機遇：經過一百多年的接續奮斗，距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近；同時也面臨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中國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是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堅持的若干原則之中，首先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研究如何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從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從理論層面來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重大突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轉變發展方式和克服經濟失衡的關鍵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當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從宏觀來看，雖然中國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條件都有變化，但是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有所不同，世界經濟低迷的主要矛盾在需求側，表現為需求疲軟；中國經濟的需求側也有問題，但主要矛盾在供給側：生產要素成本全面大幅度提升，核心競爭優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突出表現在勞動力成本、自然資源成本、生態環境成本、技術進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中國經濟的需求側雖有問題，但相對而言，供給側的矛盾更大。特別是現階段，經濟出現新的失衡，經濟下行和潛在通脹壓力同時存在，這種雙重風險并存的現象特別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雙重風險之一的經濟下行風險，表面看是由內需疲軟導致的，實質是產生自供給側。因為內需包括投資和消費，投資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產業缺乏升級空間，創新力不足，缺乏優質投資項目。現在國家近160萬億元的M2（廣義貨幣）存量，缺乏優質投資機會，大量都在虛擬市場上炒作，一旦出現相對較好的投資機會便蜂擁而入，進而大幅抬高投資門檻，阻斷新的投資者進入。因此，投資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供給側的創新力不足，所以中央提出實體經濟要有創新，農業、制造業、新型服務業等要創造出有效的投資機會。

　　消費需求為什么疲軟？原因不在于國民收入沒有增長，根本也在于供給側。從價值形態看，新創造的價值叫供給，扣掉折舊，新創造的價值首先面臨如何分配的問題。之所以出現消費疲軟，是因為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出現了結構性失衡，降低了消費需求傾向。

　　雙重風險中的另一重風險即潛在通脹壓力上升，這不是需求拉上的通脹壓力，而是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其實質也是供給側出現了問題。

　　從理論層面來看，中國經濟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經濟失衡的深層原因都來自于供給側，現在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深入持久地推動下去，是切合中國經濟實際的，是轉變發展方式、克服經濟結構性失衡的關鍵。因此，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有關經濟發展理論的重大突破。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宏觀調控方式的深刻革命

　　中國現在的需求側宏觀調控遇到了問題：由于雙重風險并存，既不能擴張需求又不敢緊縮需求。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年—1998年需求膨脹、通貨膨脹，所以實施長期緊縮的政策；1998年—2010年內需疲軟，加上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需求疲軟的現象，所以采取擴張內需的政策。現在雙重風險并存，過去采取的兩種總量政策從需求側來說方向是相反的，因此需求側的宏觀調控既不敢全面擴張又不敢全面緊縮。

　　目前我國采取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是一種松緊搭配、松緊適度的宏觀調控政策組合。這是否可以解決雙重風險并存的問題？可以，但治標不治本。松緊適度的宏觀調控政策組合只能營造一個空間，但不能解決問題，真正解決問題必須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西方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就遇到了滯脹問題，他們采取的應對手段是從需求側入手，至今仍未解決滯脹問題。要真正解決滯脹問題，必須從供給側入手，這就要求宏觀調控方式從過去單一的需求管理轉變為兼顧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這個變革涉及宏觀調控的總量和結構、短期和長期、宏觀和微觀。從理論層面來看，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宏觀經濟理論的一場革命。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動力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包含兩個重要層面：制度創新和發展理念轉變。

　　制度創新包括經濟制度創新和政治制度建設。經濟制度創新主要解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以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保護企業的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的環境，避免政府對企業公平競爭的隨意否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舉措，一方面聚焦在生產者，尊重市場主體，規范政府權力；另一方面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大國，有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產業不同、企業不同、地區不同，依靠全國統一的總量調控肯定不現實，需要因地制宜，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的積極性。政治制度建設主要在于推動民主與法治。最近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制度，就是要把權力放在陽光下，關在籠子里，維護公平和正義。

　　在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具有歷史可能和條件。一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在新時期，面對新任務和新挑戰，深化認識并理解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二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建立法治社會、法治政府、法治中國。這表明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中的市場化、法治化進程，我們已經提出了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100多個發展中國家當中，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前只有15個國家，其余的大多數國家沒有實現跨越，反而停留在“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當中。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這些國家的政府過于集權，同時法治化和民主化不夠，對權力沒有加以有效規范。市場失靈、政府壟斷、權力尋租、權錢交易滋生，既破壞公平又破壞效率，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久久不能自拔。

　　制度創新一定要有堅強的理念作為指導，這個指導理念的核心是實現公平與效率。舉目觀之，但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公平問題和效率問題都處理得相對好些；但凡沒有跨越的，都沒能處理好公平問題和效率問題。我們黨提出了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平和效率觀，這是中國應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鑰匙。因此，從理論的層面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的制度經濟分析的重大發展。

　　總體來看，在實踐層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的，是中國轉變發展方式克服經濟失衡的關鍵，是宏觀調控方式深刻的革命，是制度創新的重要動力；在理論層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運用，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發展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分析的重大突破。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命題，而是一個系統的關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革命，既包含豐富深刻的政策內容，也具有長期的戰略意義。

　　（作者：劉偉 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