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戴帽”不做事不該容忍，但這一現象的治理，不能舍本逐末，一味加強管理，而應追根溯源，進行政協改革。
廣州市政協2012年試行《政協廣州市委員會委員履職量化綜合評價辦法》。日前，廣州市政協首次公布履職量化結果，并在市政協網公布7個專委會得分前5名的政協常委和委員名單，排名居末的將由專委會領導約請談話（據新華社）。
對政協委員“履職打分”，本意是改變一些政協委員尸位素餐、履職不力的現狀。不過，這種量化的考核制度，如果用在企業和機關單位的管理上，倒無可厚非，但用在對參政議政的政協委員身上并不可行。
按照“履職打分”規定，只要參會、調研、撰寫報告、提交提案等，均可得分，而不論參會、調研是否盡責，也不論考察報告、提案質量如何，顯然，這樣的打分很容易走形式。參會可加分，可人到心不到，底下瞌睡玩手機，這種履職有什么意義？提案可加分，隨便糊弄一個提案，或者在別人提案上簽個名，這種履職到位嗎？
委員規規矩矩參加政協活動，并不意味著他一定優秀，獲得民意的認可。例如，那位因和政府部門“較勁”而知名的廣東政協委員孟浩，曾為擇校費一事勇闖廣州市教育局大門，平日熱衷于公益維權，而他的所為，若按“履職打分”制度，卻得不到任何加分，可是，在民眾的心目中，他絕對是優秀的政協委員。
政協委員“戴帽”不做事，確實不該容忍，但這一現象的治理，不能舍本逐末，一味加強管理約束，而應追根溯源，改革不合理的體制機制。
實際上，有些政協委員之所以缺席會議、調研等活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并無參政議論的時間、興趣和必備素質。對此，亟須改變政協委員的產生機制，讓能者上。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完善協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機制。那么，政協委員的產生過程中能否更多地加入一些民意因素？2010年，深圳市嘗試通過選舉產生市部分政協委員人選，這一嘗試當進一步推廣。
一些委員怠于履職，還有一個原因，則是一些會議、調研活動形式死板，一些建議、提案提交上去后，相關部門虛與委蛇，甚至不加理會。因此，作為政協委員，感受不到履職的充實感和成就感，從而態度消極。
解決以上問題，需要改革會議模式和建議、提案的辦理機制。時下提倡改文風會風，在此方面，政協其實大有可為，例如，改革會議程序，少一些領導講話，多一些自由觀點的交鋒；針對一些焦點民生和改革問題，開一些專題討論會；讓政府官員和委員面對面，就提案辦理問題展開交鋒。這樣開起會來，無疑更精彩，更有吸引力，如此，何愁政協委員不來參會。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深入進行專題協商、對口協商、界別協商、提案辦理協商。”這對政協會議的改革，指出了一個方向。
近年來，許多地方政協都在嚴肅會議紀律，管理約束政協委員上屢出嚴規，但這種強化管理，難以徹底奏效。惟有通過改革，才能根治有些政協委員怠于履職的問題，喚醒他們“我要履職”的熱情和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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