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阿薩姆邦種族沖突在全境引發恐慌，上演了印度城市數以萬計的人員大逃離。印度政府認為社交網站上的謠言起了關鍵作用，新德里要求臉譜、推特等社交網站配合調查，提供造謠者的IP信息。在印度政府壓力下，這些網站先后表示愿意“合作”。印度輿論仍有不少要求政府加強網絡管理和擔心言論自由受損害的聲音。
上述情景和中國在某些時刻對互聯網的糾結感受多么相似。從外人的視角看印度，我們更容易做到“旁觀者清”，客觀評估互聯網同社會穩定之間到底有沒有，以及有多少關系。
首先，印度的這次“大逃離”有深刻社會原因，這是公眾恐慌被謠言一點就著的根源。印度要安撫社會情緒，阻止逃離運動的蔓延，并讓它今后不再發生，僅僅朝社交網站使勁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但網絡謠言起到的壞作用亦很明顯。美國的那些社交大網站放任信息自流，美國政府也經常要求各國對網絡零監管，但信息放任是否會帶來嚴重危害，全憑各國公眾對信息的分辨能力及承受力。久而久之，有的國家“出事”是必然的。
美國是大型社交網站的發明地，這些網站的設計充分對應了美國的歷史與社會現實，但即使這樣，美國對它們也未必駕馭得得心應手。除了美國，其他西方國家也不適應。比如英國去年騷亂，社交網站推波助瀾，英國首相卡梅倫公開表示今后可能在騷亂時期予以關閉，輿論嘩然。
在埃及革命中，社交網站也被認為“立下頭功”。印度當然不會發生革命，它被廣泛認為是世界“最大民主國家”，但這次印度動蕩顯示，經不起社交網站上的謠言折騰。這跟國家民主不民主關系不大，印度的政治承受力或許很大，但它的社會承受力卻脆弱得不堪一擊。
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國中最窮的之一，大量人口生活窘迫，受教育低，每天過著追求溫飽的日子，生存安全高于一切。國家政治層面的那些東西，傳遞到他們的周圍基本都被簡單化、標簽化了。他們分辨、駕馭信息的能力已經細如游絲，網上和手機里的每一條信息，對他們來說都可能是真的。
中國的情況比印度好多了，一條謠言在中國能讓這么多人工作不要了往老家跑，如今已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中國政府的行動能力，以及中國互聯網上對假信息的自我凈化能力，都遠非過去可比。
但中國社會治理現在還有點“怕”互聯網，也是事實。中國社會彈性的增加速度，依然趕不上互聯網對傳統社會“大鬧天宮”般的沖擊，中國政治的彈性尤其跟不上。
怪互聯網錯了，或者怪中國錯了，都很不著調。就像現在不能說社交網站要對印度的“大逃離”負責任，或者說印度出這樣的事活該。但出了問題就要解決，印度立刻做大的改變不現實，它想做也做不到。社交網站做出調整相對容易，它們應當更積極實現與印度的相互接近。
中國與互聯網相互磨合，形成今天全球最大的網絡使用群體，中國進步了，中國的社交網站也有了有別于西方社交網站某些特點。互聯網與中國的融合未必是最佳的，但兩者對融合形成了某種自覺，這是對的，也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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