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大城市里的新中產”，持續(xù)縮水的可支配預算（收入增幅趕不上物價漲幅，尤其是房價和非必需用品的漲幅）形成了揮之不去的消費降級的壓力。于是，尋求更優(yōu)的價格、達成更好的交易，成了他們不懈的追逐，以對抗消費降級的向下張力。
大城市里的新中產們，“日子不好過”。不止如此，對于其中的單身男女，恐怕還得加上“無奈”和“窩囊”的限制詞。
“剩女”，早已經成了“無奈”里的司空見慣。今天，最感“窩囊”的則是大城市里的新興中產階層一族。網易日前公布了一組數據，解讀“為何月薪一萬元仍然不夠花”。
對于已經組建家庭養(yǎng)子育女的中產階層，“焦慮”，更成了催熬他們心智體力的漏壺銀箭。
怎樣算中產？按照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的口徑，中國月收入1萬元以上為富裕人群，月收入4000－6500為中產階層。按照麥肯錫的尺度，年收入25萬元以上的家庭為富裕家庭，年收入10萬元的家庭為中產家庭。
新中產，是新近五年步入中產行列的人群。這個總數為6800萬人的群體，其中的1700萬人集中在一二線城市，5100萬人分散在其他較小的城市中。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新中產們，與生活在其他較小城市的新中產們，盡管年齡類似、收入相近，卻處于截然不同的兩種生活狀態(tài)，擁有的是相距甚遠的幸福指數。小城市的新中產遠比大城市的同類安逸得多、快樂得多；大城市的新中產，已經退化成弱勢群體，無論喜歡與否、承認與否。相比小城市的“小新中產”，大城市的“大新中產”們，正在承受痛苦的“消費降級壓力”。
為簡化起見，我們將生活在一二線城市的新中產稱為“大新中產”，這個階層的人群常常苦笑著自稱“大興中產”。作為一個典型的例子（資料來源：《小城市大收獲：中國快速增長的新機遇》，波士頓咨詢公司2010年11月發(fā)布），居住在上海的張蔚（化名，34歲、已婚、有一個9歲女兒、紡織公司會計），稅后家庭收入6500元，生活必需品開支 3860元（不包含服裝、用于個人護理的化妝品護膚品），可自由支配收入2640元。如果支付房貸月供 4000 元（兩居小戶型，80平方米，12000元每平方米），那么，她的最終可支配收入是－1360元；如果支付房租2000元，那么，她的最終可支配收入是640元。
一目了然，“張蔚”的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壓力不言而喻。
“房子”、“孩子”和“面子”是壓在大新中產頭上的三座大山。大新中產們，不得不在這三座大山的夾縫中候分刻數地不斷騰挪。
“房子”延長了“剩女”的“剩齡”。在外人看來，擁有房子的剩女已經移開了頭上最大的那座山，伸展的余地最大。其實不然，擁有自己房子的剩女是大新中產里的高階，消費升級幾乎與她的“自我認同”血肉相連，甚至可以說是她生活生命的意義所在。與之相應的，是她幾乎不能接受消費降級的些微改變。“剩女”之“剩”，正是這么一種戰(zhàn)斗的姿態(tài)，是對消費降級壓力的不屈不撓，是對消費升級的堅定捍衛(wèi)。隨著剩齡的延長，剩女們越來越傾向于在個人護理和旅游上進行大手筆消費升級，這些升級行為，究其實質，還是對愈來愈大的降級壓力的“反抗”。
“孩子”們的出生，將大新中產緊緊壓死在了消費頻譜的下沿。有孩一族通常經歷了雙重的（孩子的撫養(yǎng)和房子的按揭）消費緊縮和消費降級，維持中產階層基本體面和尊嚴的底線，往往成了艱難的掙扎。他們需要大幅減少出入影院的次數而代之以上網看碟，放棄假期的長線旅游安排而代之以親子樂園團購，取消可有可無的消費甚至“節(jié)衣縮食”。很多時候，出門應酬更變成了一件辛苦頭疼的大事。作為一種極端的情形，出于對消費降級的深深恐懼，延遲生育乃至放棄養(yǎng)育后代，成為越來越多的大新中產無奈的權衡，這是這些被迫的“丁克”一族心頭無法言說的痛。
“面子”造就了“尋寶”的本領。對于大新中產，持續(xù)縮水的可支配預算（收入增幅趕不上物價漲幅，尤其是房價和非必需用品的漲幅）形成了揮之不去的消費降級的壓力。于是，尋求更優(yōu)的價格、達成更好的交易，成了他們不懈的追逐，以對抗消費降級的向下張力。由此，他們發(fā)展出了不動聲色的、高超到有時令人嘆為觀止的“尋寶”技能。“尋寶”和“尋寶”成功，完成一次對消費降級壓力的成功對抗，已經成為他們快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升級成了生活的一個重心。
背著走秀網、唯品會那里網購的LV、Prada，擠進“耶里夏麗”、“西貝莜面村”、“外婆家”們的門內，那些“老練的消費者”排起的長龍，那會心一笑的時刻，正是富有新中產特色的尋寶式消費主義的生動注腳。（編按：走秀網、唯品會均為電子商務企業(yè)；“耶里夏麗”是上海連鎖餐飲企業(yè)，“耶里夏麗”是維吾爾語，意為“地球”；“西貝莜面村”是北京連鎖餐飲企業(yè)；“外婆家”是浙江連鎖餐飲企業(yè)。）
大新中產，他們和她們，曾經是成功的晉階者。支撐他們和她們走下去的是過去升級成功的經驗和對未來再次升級的希望，而這升級的希望正變得越來越稀薄，可以指望的收獲，則是越來越多的失望。
無論情愿與否，他們和她們，已經不再是弄潮兒和強者。他們和他們中的一部分，甚至已經徘徊在需要關懷乃至救濟的名單邊緣。
“大城市的新中產，居然已經是弱勢群體。”他們是不是該做點什么了？他們又能做些什么呢？
也許，他們應該有更多機會買到“惠氏”、“美贊臣”這樣的安全乳制品，可以多上淘寶網，多去“耶里夏麗”吃新疆飯，偶爾買一臺iPad，一個月若干次去一兆韋德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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