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賄賂”該不該入刑？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因檢方未對其“性賄賂”情節提出指控，再度引發輿論對這個問題的關注。
事實上，自1996年修訂《刑法》起，“性賄賂”該不該入刑的爭議，至少持續了17年。
17年來，雖然官員權色交易案件屢發、高發，社會各界不斷呼吁立法制裁“性賄賂”，但歷經8次修訂的《刑法》，一直未寫入“性賄賂”。立法機關出于哪些方面考慮，未對“性賄賂”動用刑法“利器”？
對此，新京報專訪知名刑法學者周光權教授。
指控“性賄賂”存在法律障礙
表面來看，劉志軍案等一系列官員權色交易案件，有一部分賄賂的內容是“性服務”。其中有三起是行賄人出錢雇請他人為被告人提供“性服務”。其實質是受賄人收受了行賄人的錢財，應該以受賄罪追究。
新京報：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雖然“性賄賂”情節很清晰，劉志軍本人承認，他與丁羽心之間存在“性賄賂”、權色交易事實，但無論是案卷還是庭審，檢方對此都沒有提出指控。究其原因，是不是因為“性賄賂”還是現行《刑法》的空白點？
周光權：現行《刑法》沒有明確規定接受“性賄賂”構成受賄罪，因此，指控類似行為存在法律障礙。
當然，從應然的角度講，我個人認為，應該對權色交易在刑法立法上有所體現，才符合邏輯。因為權色交易的背后，就是權力出讓、權力濫用，社會危害性極大。所以哪些原因、哪些條件導致了權力出讓，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權色交易引發權力出讓后，帶來了哪些后果。只要后果對公眾、對社會造成了損害，就應該嚴懲。
新京報：但是遵循“法無明文不為罪”原則，如果追究劉志軍的“性賄賂”情節，是不是找不到可以適用的條款和罪名？
周光權：我國《刑法》規定了受賄、行賄、介紹賄賂三種形式，并且將賄賂的內容限定為財物。但這并不意味著把財物之外的所有利益，都排除在賄賂內容之外。受賄罪主要的不是經濟犯罪，而是職務犯罪，其本質就是“出賣公權，獲得私利”。表面來看，劉志軍案等一系列官員權色交易案件，有一部分賄賂的內容是“性服務”，但實際上，從現在媒體的公開報道看，其中有三起是行賄人出錢雇請他人為被告人提供“性服務”，其實質是受賄人收受了行賄人的錢財，因此，這種情形已經不屬于通常所說的“性賄賂”，而是受賄人收受了財產性利益，應該以受賄罪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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