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頭稅苗頭明顯 國稅總局局長稱害人害己害長遠
導讀：對于一些地方出現的收“過頭稅”苗頭，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明確指出，收“過頭稅”害人害己害長遠。害人，害的是納稅人，占用企業資金，影響企業發展，特別是在當前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情況下絕不能這樣做；害己，害的是稅務自身，因為收“過頭稅”違背了稅法規定和稅務部門的工作原則，損害自己的執法者形象；害長遠，害的是經濟社會長遠發展，造成稅收與經濟的惡性循環。
受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增長7.5%，增幅同比回落4.7個百分點，財政收入矛盾更趨突出。一些稅收收入降幅較大、財政困難的縣，出現了收“過頭稅”的苗頭。
所謂“過頭稅”，是指地方政府過度征收稅務。概括而言，有時間上的“過頭”(如將明年的稅提前到今年征收)和幅度上的“過頭”(巧設名目征收稅費)兩大類。
收“過頭稅”，會給經濟帶來哪些危害？制止“過頭稅”， 需采取哪些有效措施？緩解財政收支矛盾，應從哪些方面著手？記者采訪了有關部門和專家。
總體上看，稅收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匹配，收“過頭稅”是少數個別現象。
“前些年財政收入增長快的時候，幾乎聽不到有收‘過頭稅’的情況；現在財政收入增長慢、壓力大了，‘過頭稅’就冒出來了。”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從相關稅收分析數據來看，全國稅收情況總體上是好的，收“過頭稅”只是少數個別現象。
財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受經濟增長放緩和結構性減稅政策等因素影響，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同比增長7.9%，增速回落1.9個百分點；與經濟指標密切相關的主體稅種，如國內增值稅、消費稅、企業所得稅，收入增速比去年同期分別回落1.5、8.1和3.1個百分點。“上半年GDP增長7.6%，經濟增長放緩，幾大稅種增幅也相應回落，并沒有出現‘逆勢上揚’的異動，這說明稅收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是基本匹配的。”劉尚希認為。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局部地區和部分行業困難較為突出，稅收收入出現了明顯的負增長。比如，國內增值稅作為第一大稅種，從全國來看，上半年同比增長6.6%；但分行業看，在20個重點工業行業中， 有7個行業的增值稅收入下降，其中，煤炭和有色金屬行業增值稅收入下降幅度較大，同比分別下降24%和11.1%。
受此影響，以鋼鐵、煤炭等資源為主的市縣，由于經濟結構單一，稅收收入出現大幅減少。一些地方特別是財政較困難的縣，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由縣政府牽頭成立“稅收領導小組”，要求稅務機關加大稅收征管力度，甚至動員鄉鎮干部代征稅款。
收“過頭稅”害人害己害長遠
對于一些地方出現的收“過頭稅”苗頭，國家稅務總局局長王軍明確指出，收“過頭稅”害人害己害長遠。害人，害的是納稅人，占用企業資金，影響企業發展，特別是在當前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的情況下絕不能這樣做；害己，害的是稅務自身，因為收“過頭稅”違背了稅法規定和稅務部門的工作原則，損害自己的執法者形象；害長遠，害的是經濟社會長遠發展，造成稅收與經濟的惡性循環。
王軍強調，各級稅務機關要依法征稅，堅決不收“過頭稅”。如果有關方面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時，稅務部門要主動向當地政府和上級稅務部門匯報，說明情由，爭取理解和支持并進行糾正。稅務總局將組織專門力量，調研查處收“過頭稅”的問題。同時，要不折不扣落實國家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支持企業發展。
8月1日起，“營改增”試點向全國推開，部分小微企業暫免增值稅、營業稅。國家減稅力度不斷加碼，意味著下半年稅收工作難度加大。稅務部門如何為國家提供財力保障？
“依法征稅有兩層含義：一是該收的稅一定要依法收上來，二是堅決不收‘過頭稅’。當前，堵漏增收是依法征稅的一個重點。”王軍表示。
從7月份起，國稅總局在全國范圍集中開展虛開、騙稅違法行為專項整治工作，嚴厲打擊“營改增”試點行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勞務出口和服務產業出口退稅違法犯罪行為。同時，國家稅務總局進一步明確思路，將國際稅收管理融入整個稅收征管工作格局，加強跨境稅源管理，積極應對稅基侵蝕、利潤轉移的形勢，切實維護國家稅收權益。
政府的重心，應從抓收入轉向控支出，政績考核要更加科學。
“財政收入是與整個經濟運行情況密切相關的，不是政府想收多少就收多少。特別是在當前經濟轉型的關鍵時期，企業的困難和經營壓力增加，政府要做的是放水養魚、讓利于企，財政再吃緊也不能收‘過頭稅’”。劉尚希表示。
劉尚希認為，一些地方收“過頭稅”，表面上看是保財政收入增長；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地方發展的沖動與考核競爭的無奈。在地方為官一任，領導干部都想出政績、干大事，甚至“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沒有錢什么事也辦不了，政府就會千百計想辦法，盡可能地增加財政收入。
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是不切實際的，也是基層財力難以承擔的。比如，前兩年全國有100多個城市提出，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建這么多大都市政府要花多少錢，到底有沒有這個必要？這些問題需要深思。
在采訪中，一些基層財政部門反映，有些地方領導先定好今年干多少事、要花多少錢，然后再給財政部門下任務，財政收入必須增長30%甚至更多。“領導年年大干快上，財政收入怎么能跟得上？靠收‘過頭稅’和增加不合理的非稅收入，會導致以后財政壓力更大。”一位基層財政人員說。
“財政的基本原則是量入為出，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如果以支定收，顯然是本末倒置了。”劉尚希指出，地方政府應當轉換思路，把工作的重心從以前的“抓收入”轉移到“控支出”上，把有限的財政資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發揮更大的作用。當然，對于那些財政確實出現困難的縣市，中央和省級財政也應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確保地方政府能夠正常運轉并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地方政府的‘發展沖動’，還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上級的‘政績考核’和同級之間競爭的壓力。”劉尚希說，在很多地方，GDP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都是政府“政績考核”的硬指標，只有排名靠前才算“政績”突出，導致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增長和保財政收入。
劉尚希認為，上級對下級的考核體系，應該更科學、更全面。考察地方官員的政績如何，不能只看GDP和財政收入指標，還要看當地百姓收入和就業情況，看這個地方的生態環境怎么樣，政府債務有多少等。通過全面考核、綜合評價，更有利于地方官員在經濟發展上從長計議，減少急功近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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