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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碰撞、交融過程。如何尋找二者的契合點，這在理論層面和在實踐層面仍然值得深入探索。

　　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先弄清兩個根本問題：一個是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是什么？另一個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主體或主流是什么？這兩個根本問題不搞清楚，談論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就會出現“兩張皮”的情況。

　　在這里，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兩種錯誤觀點：

　　一種是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一旦與中華傳統文化相結合，就會淡化、稀釋甚至取代馬克思主義。這種觀點看似堅持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既不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更不是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是在扼殺馬克思主義。實踐反復證明，馬克思主義如果不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不可能在中國長期存在并不斷發展。

　　另一種錯誤觀點是企圖用中華傳統文化“去化”馬克思主義，而不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去挖掘、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試圖用中華傳統文化消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久而久之達到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目的，這是開歷史的倒車。當代中國如果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所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上就無從談起。

　　正確把握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點，是解決上述問題的關鍵所在。那么，這個契合點是什么呢？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以人為核心的，關注人的生存方式、存在方式，是關于人的解放的科學。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提出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后來，又提出了“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并把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看作人類共同體的根本目的。這里需要看到的是，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理論不是針對單個人，而是站在全人類共同發展的立場上。

　　另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絕大多數思想家也是主張以人為核心的。儒家以倫理思想為核心的“仁愛”思想、“性善”思想，墨家的“兼愛”思想，法家、兵家、陰陽家的相關論說，甚至道家的“無為而無不為”思想，都是關注人的思想，都是以民眾為立足點的“入世哲學”。可能有人會說，道家不是強調“無為而治”，怎么也是“入世哲學”呢？道家強調的“無為而治”并不是純粹的“無為”，而是要人們不要過分地“為”、違反自然和人性地“為”。這種“無為”其實就是“大為”，落腳點在于“治”、在于“為”。

　　可以說，關注人的存在，是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契合點。當然，在關注人的基礎上，還必須解決馬克思主義的定位問題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或創新性發展問題。這在本質上就是處理好馬克思主義之“本”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根”的關系問題，即如何吸收“根”的營養來豐富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之“本”。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或創新性發展必須以符合“人的解放”為基本原則，這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問題。具體來看，可重點關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中國古代政治倫理與治國理論的現代轉型或創新性發展。中國古代涌現出許多治國理政思想，對當今社會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中華傳統文化是入世的哲學，尤其是先秦諸子百家，都將人放在極高的地位上。例如，儒家認為，政者，正也。不行正道，往往難以治理好一個國家。所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而正者，必己正；己不正，何以正人？

　　第二，中國古代德育思想的現代轉型或創新性發展。中國古代道德教育本質上是對人的教化。儒家的“德政”“禮治”，強調“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道家的“無為而治”，提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注重返璞歸真，順應人的發展而不妄為；法家主張“任其力，不任其德”“不貴義而貴法”，開辟了“依法治國”的先河；墨家以“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己任，建立了尚賢、尚同、兼愛、非攻等學說。不同的古代德育學說，雖然基于“性善”“性惡”等不同的人性觀念，但都強調用不同的手段對人實行道德教化，以此衍生自我修養、戒謹慎獨、誠意正心等道德修養。

　　總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是不斷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關注人、關注人的存在和發展，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基礎。它使得馬克思主義這個“本”深深扎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上成為可能，同時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作者：周書俊 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