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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主流到砥柱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歷史觀和傳播力

　　長期以來，我國的官方媒體通常被稱為“主流媒體”；與此相對應，“地方”媒體和商業媒體則相當于是“支流”。在信息缺乏和媒體單一的時代，創制媒體內容、生產媒體流態，就能把握輿論走向。然而在現今的多元新媒體和富數據媒體（data-rich）時代，格局出現了變化。

　　在新媒體時代，媒體的內容達到了絕對意義上的海量和剩余，信息過多反而造成了“主流過多”，甚至支流和末流也可瞬間逆流，成為主流。更重要的是，媒體不僅生產內容，還創制記憶，更進一步定義和塑造歷史。就此而言，中國、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歷史記憶和觀念，都與媒體的舊格局和代際變遷有關。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國家媒體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討論應該有全局觀和全球史觀，應該從主流（mainstream）媒體思路轉換到“砥柱媒體”(mainstay)。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生產媒體敘述流——中國表達，關鍵還要創造媒體河流的河床和砥柱——敘事程式和里程碑，從而真正擁有一個趨向共識和建設性的輿論市場和記憶場域。

　　歷史虛無主義根源在于敘事群體的單一和無力感

　　如果事件是生物種類，歷史是生物圈，那么中國的歷史就是一個異常豐富和多樣的生物寶庫，它有著最為跌宕起伏和悲欣交集的歷史。討論和敘述中國歷史，以及進行跨代際、跨族群的傳播，就需要不同的歷史主體、話語機制、語言知識儲備、歷史抱負和敘述想像。

　　比如，2015年1月初，我在馬來西亞進行馬航事件的輿情調查，廣泛走訪馬來西亞馬來族裔、印度族裔和當地華人社會，與當地的媒體人、學者和社會運動人士接觸，從中看到新媒體時代的傳播“甲午海戰”情勢，深感中國的復興需要匹配跨語言和跨族群的歷史觀和中國媒體傳播力。

　　因而，中國在建構自己族群歷史、發展軟實力和文化傳播力過程中，必須從一開始就重視非漢語的語言資產，從中國內部劇烈變動、跨界變化的歷史中尋找族群內部、乃至跨族群的歷史共識和歷史感。中國的歷史敘述，如果在漢語基礎上，廣泛吸收多語種、多方言的敘述、經驗和智慧，并從格局、樣態、語體、義理、辭章、知識形態等角度創新，就一定能生成一個飛揚自信，同時又揚棄糟粕和雜音的歷史觀。

　　一直以來，我們的知識體系和媒體傳播，在族群內部傳播和族外傳播過程中，沒有充分認識多種語言、方言、次語言（sublanguage）所構筑的“世界型華語”這一現實，反而轉向單面強化某種語類和語系正統地位的漢語一統傳播，客觀上造成中國漢語傳播、海外華文傳播的單一性、統攝性、單向度現實。這使得華文媒體更多被非中國地區，甚至族群內部視為一種單一民族語言傳播的工具，而不是一種具有文化厚度的中介性語言。

　　同時，我們的歷史共識、歷史敘事、歷史觀念不僅應該注重媒體的敘述流——所謂的主流型敘述和量上的流布，更應該注重一個個鮮活的歷史個體和歷史承載者，重視“歷史原式”的生產、創造和傳承；不在“西方史觀”和旁逸史觀的影響之下亦步亦趨，頻生齟齬而漸行漸遠。

　　中國的知識界應注重利用中國豐富的多族群、多語種、多語族的傳播資源和歷史遺產，尤其是利用歷史上大量出現的海外跨境族群的記憶資產；改變過于強調以漢語和英文為主體的敘述范式，激發中國內部各種有效文化傳播體制的傳承，挖掘與周邊國家基于文化、族群、地理、政治接近性，進行亞洲區域內的跨文化、跨族群的歷史共識、歷史記憶溝通和傳播，進行多語種、多樣態、多模式的信息和知識生產。

　　史分千面 面面俱華：開放的“球型史觀”

　　從大的時程概念來看，中國基于地理和文化接近而與鄰國互動所產生的語言系統，其實都應該成為一個廣義中國歷史和華語傳播的一分子，這里面包括日語、韓語、蒙古語、泰語、緬甸語、突厥語、越南語，還包括一些在海外存在的華語方言區和地方語文。

　　中國的奮進、發展、融通天下的歷史，不僅是一個動態長程歷史，還是一個球型歷史——世界的中國史和中國的世界史。

　　但現實的傳播情境是，在上述的跨族群區域，當地的主要歷史討論和傳播中介都不是基于中國政府主體所主推的信息和知識系統，而是以一種“外語形式”存在的海外傳播，這些有“中國因素”的海外傳播，被當地政治管轄者視為一種潛在文化認同威脅，同時他們的聲音和知識因為語言之隔，被各種系統屏蔽，成為中國的闕如、歷史的虛無或文化鄉愁。

　　因為各種復雜原因四處流徙但歷久彌新，本就是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內生特質，這種情形不僅發生在中國內部，形成“南腔北調，北語南音”的特點；還在更廣闊的“海外中國”，形成了豐富的歷史遺產和傳播話題，這些寶貴的文化財富沒有充分挖掘。

　　我在采訪吉隆坡林連玉基金會負責人的時候，得以對林連玉先生有更多了解：他是一個出現在中國海外的儒士和社會改造家，他在序統上繼承了傳統儒家的中國觀和道統觀念，以求仁得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明哲而不保身的文化姿態和華人立場在海外華人客居的馬來西亞推廣華語教育和尊孔教育；他選擇的言說方式又似華人版本的“馬丁 路德 金”，他時常針對強權的主流當政者寫作檄文和發表演講，同時針對同胞進行近乎宗教情感式的“我群”、“大義”、“利德”、“厚生”等人類共同價值的傳播。他甚至被當時政府褫奪公民權，成為自己國土上的放逐者（exile in his own land）——一如馬丁路德金描述上世紀六十年代黑人的處境。

　　吉隆坡的華人將廣州的陳氏宗祠幾乎原樣復制，使之矗立在馬來唐人街街頭，與茨廠街遙遙相望，仔細在吉隆坡華埠行走，這里曾經因海外華人的篳路藍縷留下了一個中國口音的社稷、宗祠、廟宇、商團、市井。

　　假如把所有本土中國人、在中國生活的外國人、在外國生活的中國人當作一個整體，并把他們各自的歷史觀、記憶和日常口傳當作一種媒體聲音整體：它一定是以華語為中介，但多語協同之下的多語音歷史敘述和大中華傳媒架構，它是中國人參與的多語族、多文種、多樣態的世界文明推進和跨文化共識溝通。

　　歷史的虛無主義是固守、偏頗、片面的心理度量衡失效，我們并不需要另一把“中國尺”來度量、規訓歷史，只是需要將雙足從歷史的泥淖中拔出來，開闊眼光朝更大的光景和宇宙望去。

　　目前中國正在“再次走出去”，進入中國人曾經去過的世界和泛中華歷史共同體當中，當然當今的融通力度、廣度和規模史所未見。中國可以再次以點、線、面的方式，發于心、動以念、傳以道、施以行，重新推動歷史這個巨球，朝著光亮之處行進。（作者周雷系南京大學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輿情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