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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型

　　——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供給側改革的重要論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 偉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一論斷對于我們這樣一個亟待轉型的制造業大國來說，具有極其特殊的重要意義。

　　一

　　近年來，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國內外環境已經和正在發生巨大變化。

　　從國內環境看，中國經濟發展已進入新常態。呈現出以下幾個主要特點：一是速度換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結構優化，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群眾；三是動力轉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中國經濟新常態符合追趕型后發經濟體的一般發展規律。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尚未完成，正在從上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經濟新常態是工業化進程向后期階段推進的直接體現，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必經階段。

　　經濟新常態，核心是實現動力轉換。新常態下經濟發展能否順利邁向更高階段、更高水平，關鍵在于新舊動力能否順利實現平穩接續。經過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過去那種依靠廉價而優質的勞動力等支撐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已經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在新的條件下，供給和需求都發生了明顯變化，約束條件不同以往，這些都意味著原來的增長動力必須調整，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發展動力從主要依靠大規模要素投入驅動增長轉向創新驅動增長轉變。

　　從全球背景看，全球制造業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近幾年來，隨著國際經濟、貿易與投資環境的深刻改變，制造業正在成為一些大國參與全球產業分工、爭奪產業鏈、價值鏈高端的角力場。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后，歐美等發達國家紛紛推出“再工業化”戰略，力圖搶占國際競爭的制高點。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國家如印度、越南等，也利用其相對更低的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快速推進其工業化進程。

　　此外，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也深刻影響著全球分工格局。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需要找到一條新的發展之路。形成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重點在制造業，難點在制造業，出路也在制造業。可以這樣說，推動制造業在調整中發展，在發展中升級，對于提升綜合國力、保障國家安全、建設世界強國、實現兩個百年的奮斗目標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

　　作為當今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中國一些制造業部門目前出現了一種增速放緩、增長動力不足的現象。

　　一方面，隨著勞動力數量紅利遞減、生產要素成本提升、資源環境約束加強等因素的影響，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等低端制造業增長乏力，并導致了中國工業整體增速下降。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和全球產業變革，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所積累的一些風險和矛盾也逐漸暴露。比如多數制造業部門出現嚴重產能過剩，而化解產能過剩亟待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這些不可避免會引發一些企業倒閉、員工轉崗甚至失業。

　　當然，盡管增長速度降下來了，但增長質量效益提升的空間仍然巨大。從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結構看，制造業高于農業和服務業，投資品制造業高于其他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高于其他服務業，可貿易部門高于不可貿易部門。由于部門間的效率差距大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具有相對更大的產業升級和生產率提升空間。

　　可以這樣說，我國制造業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中仍然蘊含著巨大的發展新機遇。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只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只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經濟結構調整難免陣痛，但調整成功了就會提升資產質量，提升產業結構，提升全球競爭力，“風雨之后才能見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