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保護山西古壁畫：寺廟殘破有人放羊

　　山西平遙縣龍天廟壁畫失盜案，牽出一個長期在山西省內流竄作案的12人文物盜竊團伙，近半年來，警方追繳數百幅古建壁畫，涉及平遙縣等7縣的22個村鎮。

　　這一大案的背后，是山西數量龐大又散落于村鎮的古寺觀，其保護現狀堪憂。古建愛好者鄧曉華稱，十年來，僅他走訪過的平遙縣寺觀壁畫遺跡，就已超過數百處。但大批古寺觀處于荒置狀態，無人管護，日漸衰敗。

　　事實上，山西省內已知的寺觀壁畫遺存多達2.3萬平方米，占到全國遺存的70%以上。我國唐代壁畫的僅存之物即在山西五臺縣。

　　不僅壁畫，及至今日，我國宋、金以前保存完好的地面古建，7成都在山西。由于“表里河山”的獨特地貌，這片菱形地塊的行政區劃三千年來未曾大變。

　　歷史，為何總在山西留痕？

　　“一個字，窮。”晉文物人多做此答。曾經號稱海內“海內最富”的山西省，自民國起即經歷了長時間的經濟低靡。城鎮化的緩慢推進，讓時空在此重疊。

　　然而新的問題是，文物，如何守得住？

　　面對近年來成倍增加的文保投入，省內文物系統仍然止不住地“哭窮”，“杯水車薪，孩子養不過來”。山西省文物局一領導透露，不少縣的文保財政投入“就是零”。

　　而在文物系統外，一支“自帶干糧”的文普隊伍日漸充實，十數年來他們四處尋找古跡，“給子孫后代留個念想。”

　　龍天廟戲臺墻壁上遺留的清代戲班題字。 本文圖片均為澎湃新聞記者 王樂 圖

　　全國現存寺觀壁畫遺跡7成在山西

　　案發于2016年10月3日的平遙縣西良鶴村龍天廟壁畫失盜案，是此次警方辦案的突破口。

　　早在數年前，鄧曉華就去過龍天廟，當時廟內屋頂半漏，墻圍坍塌，殿內壁畫朝不保夕。

　　“這種情況太多了。”自2005年起，鄧曉華開始自費走訪平遙縣內的村廟古寺，為壁畫留影立志，準備集結成書。至今，他已走過了500余處遺跡，其中仍有壁畫存留的，不到4成。

　　“剛開始是撿有文獻記錄的開始找，最后就跟趟地雷似的，挨著鄉鎮去找。”鄧曉華介紹，山西鄉間現在還遺存著大量的佛寺、道觀，同時也有宗祠、民俗神等廟宇，殿中的彩塑、壁畫各具特色，以明清時期的建筑遺構居多。

　　由于古寺觀散布各處，山西古寺觀壁畫遺存全貌尚不可考。1997年，山西省文物局原總工程師柴澤俊曾出版專著《山西寺觀壁畫》，時隔20載，該書仍是鮮有的窺斑見豹之作。

　　可以估量的是，省內寺觀壁畫遺存數量至少在2.3萬平方米，占到全國遺存的70%以上。據柴澤俊研究，我國唐代壁畫的僅存之物就在山西，而省內現存的元代寺觀壁畫數量則居全國首位。

　　事實上，鄧曉華在考察中發現，現今大批古寺觀都處于荒置狀態，無人管護，日漸衰敗。

　　比如龍天廟，早在1982年就被定位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15年剛在縣文物局的主持下全面修繕。然而完工后僅一年，10幅壁畫卻一夜失盜，切口至今殘留著膠水。

　　廟里的古戲臺至今還留著數行光緒年間的題字，“平邑天成班”“合村吉慶”，記述著百年前村里的一場歡慶。

　　在山西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張明遠及該院中國畫系系主任武曉梅看來，戲臺上這幅字的藝術價值甚至大于被盜的幾幅壁畫。“下筆流暢自如，很見功底。”

　　武曉梅稱，龍天廟失盜的幾幅壁畫似有民國時期重修的痕跡，“畫面有透視感，可能受到了西洋畫法的影響，傳統的中國畫都是平面的。”

　　看著一道道割痕，武曉梅直搖頭：“過去人都是天地之間，物各有主，雖一毫而莫取，現在是怎么了？”

　　“不務正業”的文化調研員

　　與龍天廟案同期告破的，還有同樣位于平遙鄉村的普照寺遭盜竊案。不同的是，普照寺內壁畫曾被盜兩次。

　　早在2011年，普照寺就被公布為縣級文保單位。然而，該寺主體建筑至今未有修葺的跡象。

　　最近一次失盜，寺內西殿中的“琴棋書畫”四幅文人畫全部丟失。這組壁畫曾被記錄在2012年出版的《平遙佛教文化歷輯》一書中，稱其“工筆細膩、栩栩如生、價值連城。”

　　書中還記錄了作者走訪時普照寺的情景：“墻垣傾圮，殿宇危漏，門窗破爛，諸殿宇中現存大量珍貴壁畫朝不保夕。”文中介紹，寺內壁畫均為乾隆五十六年和嘉慶二年的所做。

　　“這書我從不輕易送人。”該書作者之一、平遙縣第十五屆政協常委郝新喜說，“這就是給文物犯罪提供了方向，他們甚至都不用找。”

　　2005年起，郝新喜和其他二位作者進行了7年的“義務文普”，他們利用節假日走遍了縣內150余間寺廟，搜集了大量一手資料。

　　整個過程，鄧曉華也參與其中。

　　鄧曉華的家就安在平遙古城里，多年來，他和數位土生土長在平遙的朋友逐漸聚在一起，為發掘平遙現存的古建遺跡，有空就往山間地頭跑。

　　“別人叫我們‘瘋子’群體。”郝新喜說。

　　作為平遙縣傳統手工技藝的傳承人，鄧曉華本來在平遙古城東大街經營著一家木版年畫店“言容堂”。可朋友們一來，他也顧不上客人了。

　　越來越多的人跨進店門，公務員、老師、醫生、個體老板……出了言容堂，這個圈子似乎找不到交集，可年復一年，這些人還在出人、出車、出力。

　　不久前，鄧曉華、郝新喜一行人發現了一處摩崖石刻，專程去做拓片，不想卻被村里的文保員舉報了，半小時不到，文物局就趕來了人。

　　然而鄧曉華卻覺得很欣慰，“起碼說明他有這個意識了。”

　　如今出門走訪，鄧曉華都要掛上一個縣文化局核發的牌子，“文化調研員”。在縣文化局的支持下，鄧曉華有了“身份”。

　　幾年前，鄧曉華開始參與縣文化局主持的項目，編纂《平遙傳統文化系列叢書》。目前已經出版了《鄧曉華瓦當輯錄》。自2015年起，壁畫也加入了該系列叢書的籌備。

　　“我現在大部分的時間都熬到里頭了。”

　　鄧曉華能坐下雕刻木板年畫的空當越來越少，粗刻的力氣活都留給了妻子。“我就是‘不務正業’。”鄧曉華的玩笑中帶著歉疚。

　　“他們愛”。在縣文化局長閆振貴看來，這群人最大的共同之處就是“內動力”。

　　“東西多，就顧不上了”

　　在近期的走訪中，鄧曉華對距城不遠的一座關帝廟印象頗深。“非常精美，現在都保存得很完整。”

　　鄧曉華介紹一處殘存關帝廟內的壁畫，平遙縣文物局尚未對該廟登記。

　　該廟是村廟中最為傳統的十字窯結構，窯壁穹頂滿布壁畫，均為三國主題的人物故事，“白門樓斬呂布”“三請諸葛亮”……

　　這些壁畫依然色彩艷麗，線條流暢清晰，數十組人物栩栩如生。然而，窯內兩墻壁畫的邊緣已全部卷翹，搖搖欲墜。

　　事實上，這座廟一直是其所在村村書記溫國奎的心頭念，“想修起來。”澎湃新聞走訪時，該廟的二層已經坍塌不見，廟門幾欲傾倒，鉆過滿院枯枝才能進入大殿。

　　溫國奎說，他曾多次向上反映，希望能修繕該廟，然而他得到的回復是，這座廟找不到“底子”，即并未記錄在案。

　　澎湃新聞向平遙縣文物局兩位工作人員求證，二人均表示陌生：“漏了？”

　　就此廟的文物價值，澎湃新聞咨詢了一位當地文物系統內的資深人士，其稱，“縣保是夠得上的。”

　　“說白了，這是就看文物部門主要領導怎么面對。”

　　據平遙縣文物局官網公布，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平遙縣登記在冊的不可移動文物共1075處，其中，已經公布為國家級、省級、市級、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共有143處。

　　這些文保單位中，縣保有119處，約占在冊文物的一成。

　　在上述資深人士看來，一千多處在冊文物，至少一半都夠得上縣保，“有的縣保都委屈了。”“可公布了這么多，我們有沒有力量去保護？一旦出了事，是不是還得收拾這個爛攤子？”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管理處處長張元成介紹，對于普查后登記在冊的不可移動文物，各級政府應將其逐批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數量上是逐批增加的，每一批的條件也不同。”

　　事實上，公布為文保單位，也意味著同級文物部門要承擔更大的責任。

　　2016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實施意見》出臺，其中明確要求，“及時將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登記的重要不可移動文物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納入法律保護范疇。”

　　張元成坦言，這其實就是一種“督促”。

　　“有的縣里還有些元代的建筑，那在南方就是國寶了。但是在山西，東西多，就顧不上了。”張元成打了個比方，“如果一個家里有五六個孩子，父母供不起，那就只能讓一兩個上大學。”

　　有的縣文保經費“就是零”

　　“平遙為什么能留著么多的東西呢？一個字，窮。”

　　郝新喜稱，在晉中地區，平遙縣的財政收入仍處于“中等偏下”。

　　“要在50年前，太原、汾陽的老建筑比平遙多得多。” 郝新喜認為，城鎮化推進緩慢，給平遙“剩”下了不少寶貝，但保護它們又將是一筆極大的投入。

　　平遙縣文物局“十二五”工作總結中提到，在2011年至2015年期間，國家各級財政撥付文物保護的經費明顯增加，由“十一五”的3000余萬元增加到約6000萬元。

　　然而這個五年間翻了一番的數字，卻仍難掩蓋住文保系統內外“哭窮”的聲音。

　　“杯水車薪。”提及文保經費，這成了一個繞不開的詞。

　　“平遙就是山西的縮影。”鄧曉華說，“很無奈，也理解，都是這個樣子”。

　　據南方周末此前報道，山西省對文物保護的投入2012和2013年合計已有1.2億元，國家投入兩年合計達到了5.3個億。

　　然而這5.3個億要應對省內2.8萬處古建，則顯得捉襟見肘——平均每處不足2萬。

　　由于我國文物實行“屬地管理、分級負責”體制，保護經費以政府投入為主。上世紀80年代，我國《文物保護法》出臺時即明確規定，文保經費應納入同級政府財政預算。

　　“理論上都沒問題。”張元成說，“可有的縣，文保經費就是零，也就發個工資。或者給你一萬塊，能干啥？”平遙縣文物局安全監察股主任陰寶寶介紹，作為縣保單位的龍天廟，修繕費用就花費了650萬。

　　“縣保也只能按照輕重緩急，每年修繕三五個。”在陰寶寶看來，平遙縣政府對文物工作算比較重視的，“都是從‘吃飯財政’中撥出幾千萬。”

　　而據新華網2014年報道，山西省119個縣（市、區）的9000多處市、縣級文保單位中，只有40多個縣將文物保護經費納入了本級財政預算。

　　“五萬處文物，四千人看管”

　　2016年3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文物工作的指導意見》出臺，其中特別提出，“文物保護，基礎在縣”。

　　“基礎在縣，就是說要靠縣里自己來保護，這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張元成說，“主要靠人，嚴防死守。”

　　就平遙縣文物局來看，局機關共有20人，其中亦包括行政人員。

　　陰寶寶介紹，局里最年輕的工作人員現年35歲，機關加上11個下屬單位，職工年齡大多在45歲以上。

　　“年齡結構老化，人員又不流動，干了十幾年都算短的。”陰寶寶稱，由于缺乏新編制，局里已經很久沒有進過新人了，正面臨著“斷代”。

　　陰寶寶希望，能夠引進更多具備專業知識的年輕人，“現在局里就一個人的專業跟文保對口，山西大學歷史系。”

　　2008年，縣文物局進行了第三次文物普查田野調查工作，15名專業技術人員組成的普查隊伍，在全縣273個行政村展開拉網式普查。近一年間，共登記不可移動文物498處，其中新發現的就有414處。

　　這次文普工作，郝新喜也參與其中。作為“義務文普員”，郝新喜與十幾名“正規軍”組成數個小隊，分頭行動。“一袋餅子，兩箱礦泉水，就在山頭吃吧。”

　　近期寺廟壁畫盜割案一發，郝新喜最怕聽到的，就是對文物工作者的責備，“就這么些個人，幾百處文物，讓他們怎么看得過來？”

　　然而，張元成說，平遙縣文物局的情況“算好的”，好歹有個獨立的文物部門。這得益于平遙古城20年前成功申遺，“現在他們的文物局和旅游局是分開的。”

　　而就全省來說，這種“專門配置”實屬稀有，大部分基層政府內文物工作者“沒有隊伍”。

　　“全省市一級專門的文物保護機構，叫‘文物局’的，只有兩個，太原和大同。到了縣一級，一百來個縣，也就十幾個有文物局。”

　　張元成稱，其余大部分市縣的文物部門都與旅游、外事、僑務、文廣新等部門合并一處，“一個縣里有的能有兩三個人專門搞文物就算不錯了。”

　　據張元成介紹，山西全省現今登錄的不可移動文物有5萬多處，而省內文物部門全部在冊人員，包括機關及博物館，只有四千多人。

　　“五萬多處文物，四千多人看。又不增加機構，又不增加編制，你說怎么辦？”

　　給子孫后代留個念想

　　“平遙的文物保護情況，說白了自覺性的程度更大，而不是行政性的。”郝新喜說，“還是有一批人在做，大家都有這個情結。”

　　文物是什么？郝新喜的答案是，“祖宗，根。”

　　“壁畫這事，不是追究誰責任的問題，而是大家的意識問題。”鄧曉華說，如今他下鄉走訪，都要帶上文化局發的“證件”，不然會被趕出來。“這難道不是個好事嗎？”

　　在他們這個小圈子里，鄧曉華看似最為自由，但他卻說自己也會“悲觀”。“我們這些真正喜歡的人，不能坐到文物局上班，有一個安穩的生活，我們也很難。”

　　“但是痛并快樂著。”

　　作為票號的發源地，“匯通天下”一度使山西占據著“海內最富”的經濟地位。而今，曾經“拉不完、填不滿”的平遙城，盡是游人的身影。

　　20年前，平遙古城成功申遺，成為了山西省第一處世界文化遺產地。

　　20年前，柴俊澤的《山西寺觀壁畫》面世，而今年1月，著者已溘然長辭。

　　掛著“調研員”的牌子，鄧曉華對自己身份的仍有幾分迷惑，“我這算不算公益呢？”

　　山西四百余古建壁畫遭盜割 大量為"零安保"古廟

　　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西良鶴村村口的龍天廟內，有一棵古楸樹，冠大如蓋。村主任閆銀喜兒時常和同伴爬樹、看戲。等閆銀喜當了爺爺，龍天廟已屋漏墻塌，院圍不存。

　　2015年，這座主體為明清遺構的縣級文物終獲修繕。誰料一年后，廟內10幅壁畫卻在一夜之間不翼而飛，墻上留下整齊的切口。

　　不跟你開玩笑！山西提出：今后文物可以認養了

　　3月21日，山西省政府公布《山西省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實施方案》，決定啟動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文明守望工程”。根據實施方案，山西省將積極鼓勵和引導社會組織、企業或個人通過出資修繕、認領認養等方式，參與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其他不可移動文物的保護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