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阿里巴巴公布的2017年財報業績亮眼，但更為璀璨奪目的，是無處不在的、內生商業模式的公益擔當。

　　“讓剁手黨成為公益人”，是這份數據所透露出來的積極信號。整個財年，阿里巴巴平臺通過公益寶貝、公益網店、公益廣告聯盟等產品產生網絡捐贈2.28億元，同比增長19.47%；參與捐贈人數3.04億，同比增長12.1%；捐贈筆數達到43.9億筆，同比增長46.3。

　　相對于有著官方背景的公益機構，民間公益團體受益于互聯網的價值更為明顯。5月20日，知名公益項目“免費午餐”六周年財報發布會上，免費午餐公布的2016年收入渠道中，支付寶公益和天貓公益店占比49%，收入3602萬元。總體來看，包括支付寶等平臺在內的線上捐贈已成為免費午餐融資的絕對主流，占比接近七成。

　　互聯網將如何賦能公益？知名公益人涂猛認為，企業的商業行為和公益行為的界線正在模糊，商業擔負著公益，公益帶動著商業，相輔相成。

　　以下為新華網記者蘇小寧采訪涂猛實錄：

　　互聯網便捷了公益參與

　　記者：中國的公益事業與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分不開的，最近阿里巴巴公布的2017財年公益的最新數據，超過3億用戶、178萬賣家通過阿里的平臺參與到公益行動中來。公益事業中，企業應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

　　涂猛：以前我們講一句話，是針對企業而言的，叫做“社會捐贈是企業的經濟溢出效應”，如今又被企業的社會責任所替代，要對員工負責，對消費者負責，對環境負責，對社會負責。

　　其實，不僅僅是阿里，還包括騰訊的公益平臺等等，這樣的企業公益行為很難去判斷是純商業的事還是純公益的事，他們將商業和公益疊加起來，在平臺上賣家同時可以開商品店也可以開公益店，用戶既是捐贈人又是消費者，角色正變得模糊。

　　記者：企業之外，社會中的個體，在公益事業中可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互聯網的出現，比如支付寶、微信等平臺的技術優勢，是否讓普通人參與公益變得更容易？

　　涂猛：中國現代社會公益的啟蒙遠動尚未完成使命，要呵護好公眾參與的勢頭，取決于三個方面：第一，是政策、法律的環境。要構成一個政策、法律的激勵機制，政府要動員和采取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稅收政策，美國的遺產稅這么高但捐贈出來在稅收上可以獲得極大的減免，美國人捐贈這么多便與稅收有關。

　　第二，加強現代公益的組織化建設。

　　第三，公益組織本身需要創新，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公益產品需要創新。創新來自于哪里？來自于要接地氣，要與服務對象感同身受，到人民群眾中去，要不斷以服務群體需求為導向設計公益產品，供更廣大的老百姓選擇。

　　現代公益的基礎是普通人的公益熱情

　　記者：剛剛提到了阿里巴巴的公益表現，免費午餐六周年的財報也證實普通網民通過互聯網捐贈的熱情非常高。如何看待互聯網上時代普通網民的這種公益熱情？

　　涂猛：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互聯網勃興以來，中國人DNA中助人的寶貴因子被激活，中國現代社會公益有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民眾的基礎，其中最重要的標志是公眾熱情。

　　第一次井噴式的公益參與是希望工程，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少年重返課堂。1992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推出“希望工程百萬愛心助學行動”，捐款資助的規模達到50萬學生。當時實行了兩個制度叫一助一和多助一，比如像個人、部隊、班級可以資助一個貧困學生，那么捐贈人則不止50萬人。

　　第二個階段，我認為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當年全國社會捐贈的總額在千億左右，有相當一部分是個人的捐贈。這是社會公益的又一個高峰。

　　第三個標志，是以鄧飛的免費午餐為代表的，不再是一種集團化的輸出，而是根據自己對公益的取向選擇市場細分的領域，這個階段往往跟著產品走，跟著一個個小品牌走。這一階段的特點是取向開始多元且程度更深，符合發起人對公益的訴求，其一是對品牌的透明度做到公開有效，其二是需要在這樣一個選擇當中去參與和體驗所謂的公益價值，而互聯網正好提供了這種便利。

　　記者：總體來說，如何評價當前中國公益事業中政府、市場、草根組織之間的關系？

　　涂猛：從每一個具體的機構來說，跟市場邏輯是一致的。第一塊，政府是公眾產品的最大提供者，和其他領域的不同之處是通過強制來求公益的；第二塊，市場是通過志愿來求私益的；第三塊，草根是通過志愿來求公益的。

　　我們分三個層級來看，不管怎么揚長避短，第一條是共性的遵循同一個邏輯——靠使命和價值觀驅使。你要讓自己幸福，首先要讓別人幸福。

　　第二，從每個人機構的角度來講，是依靠核心競爭力來揚長避短。一個組織不是所有的公益都能覆蓋，需要看專業化的程度。

　　第三，通過合作，這是最好的揚長避短的方式。面向市場，面向服務對象，需要跨界，需要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