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為推動政府依法行政，4月9日，省高院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8個“民告官”典型案例。8個案例涉及房屋拆遷、環境保護、為官不為等行政執法領域，多數審判結果為民眾勝訴。省高院行政庭庭長宋爐安認為：隨著新修訂的《行政訴訟法》5月1日正式實施，我省首次通過發布案例形式公

　　“民告官”案，目的是通過媒體形成公眾輿論，對政府的執法行為進行評判。提醒民眾，通過訴訟也可維權；提醒行政部門，有權不能任性。

　　案例1 補償未明，政府想任性強拆敗訴

　　2012年，商丘睢陽區政府啟動睢陽區長江鑫苑棚戶區改造項目，王春生的房屋在該項目房屋征收范圍內。由于王與政府未能達成征收補償安置協議，睢陽區政府作出了商睢政征補[2013]1號房屋補償決定。王春生不服該補償決定，提起行政訴訟。商丘中院審理認為，被訴房屋征收補償決定的產權調換方式中，用于產權調換房屋的地點和面積等均不明確，不符合法律規定，故判決撤銷被訴房屋補償決定。

　　意義：法院判決彰顯了司法對被征收人的權利保護。在當前各個地方的房屋征收中，不能公平補償的問題最為突出。房屋是公民的重要生活依靠，對房屋的公平補償應當成為人民法院監督行政機關房屋征收工作的重點，以保護公民的財產權。

　　案例2 政府強拆，法院判政府賠償群眾

　　2011年9月30日，原武陟縣寧郭鎮政府組織人員、鏟車，對李小青的養雞場實施了強制拆除。李小青不服訴至法院，要求依法確認被告強拆行為違法并賠償損失。焦作中院審理認為，本案組織實施強拆的主體是原武陟縣寧郭鎮政府，該鎮政府對李小青的養雞場實施的強行拆除沒有履行法律程序。故判決確認強拆行為違法并由政府賠償直接經濟損失。

　　意義：未經法定程序拆除當事人建筑物的行政行為違法，組織、實施該行為的行政機關應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包括賠償責任。本案中，行政機關拆除公民的養雞場既無法律依據，也無事實依據，是非常嚴重的違法行為，應當受到法律追究。

　　案例3 政府濫用職權，法院撤銷其決定

　　2013年，河南某房產公司與項城市國土資源局簽訂土地出讓合同。后該公司因該土地上有墳頭未遷移及發現古墓等原因，未在約定期限內付清土地出讓金，項城市國土局遂作出《解除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出讓合同收回建設用地的決定》。房產公司訴至法院。周口中院認為，項城市國土局以行政決定形式解除合同并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是單方履行行政職能行為，自身已存在違約，房產公司履行絕大部分合同義務仍被作出解除決定，項城市國土局屬濫用職權，故判決撤銷了被訴決定。

　　意義：長期以來，對于行政合同糾紛能否通過行政訴訟解決爭論較大。本案中，周口中院抓住了行政機關單方面解除合同這個特點，積極受案，體現了對行政相對人訴權保護問題的高度重視。

　　案例4 住建局不作為，法院判其敗訴

　　2014年5月6日，寶迪公司根據施工進度將其開發的雅居美域小區有關樓房建設工程規劃許可申請資料，提交給浚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但浚縣住建局以存在信訪問題為由，始終未履行審批職責。寶迪公司提起行政訴訟。淇縣法院認為，寶迪公司提交的申請材料符合法律法規，且浚縣住建局也予認可。浚縣住建局以信訪為由對該申請不作處理，屬于怠于履行法定職責。故判決責令浚縣住建局從判決生效之日起20日內為寶迪公司核發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意義：行政機關不能因信訪問題而放棄依法行政，損害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行政機關履行行政職權應將法律規定作為唯一依據。相關的信訪問題應依法處理，而不能作為行政機關不履行職責的理由。近年來，行政執法中“為官不為”的問題突出，特別是有的行政機關因顧慮有關信訪問題而不履行法定職責，構成違法行為的，法律必須予以糾正。

　　案例5 企業污染受罰，法院支持政府依法行政

　　2013年5月20日，安陽市環境保護局對安陽宗村桑德水務有限公司（簡稱桑德公司）檢查時發現，其加氯間未正常使用，排放廢水中細菌超過國家標準。環保局作出33萬余元的行政處罰決定，桑德公司提起行政訴訟。安陽中院審理認為，環保局的行政處罰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充分，判決維持環境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

　　意義：在環境污染問題日益嚴峻的情況下，環境保護部門應充分履行職責，促進環境不斷改善。但當事人不服時，同樣可以通過行政訴訟要求法院進行監督。本案中，法院通過對案件的審理，確認了環保行政處罰合法，體現了通過法律程序解決法律爭議的現代法治要求。

　　政府拒收群眾材料逾期不答復，法院判其敗訴

　　此外，在公布的河南濟源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訴濟源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傷認定案，及陳江珍訴漯河市人民政府不履行行政復議職責案中，因政府行使職權正確，法院最終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訴求。

　　在張冬亮等人訴開封市金明區人民政府行政信息公開案中，因政府拒收群眾材料，逾期不答復，法院最終判政府敗訴。

　　用案例提醒政府，不能任性用權

　　“被侵權方起訴雖然符合法律規定，但鑒于各種文件約束，有時難以立案。‘官’的強勢，讓百姓時時處于弱勢。”省高院行政庭庭長宋爐安認為：民告官在我國已實施了二十多年，但由于我國行政訴訟起步晚，加上公民受遇事找領導的傳統影響，有許多人在其權利受到違法行政行為侵犯時，仍習慣于到處信訪、找領導。

　　而隨著法治發展，我國已逐步建立起解決社會矛盾的法律渠道，過去政府解決矛盾職能已不存在，“領導”也不能在法律之外隨意評判是非。這種情況導致很多人長期通過信訪這種不適當方式反映訴求，致使問題不能解決。在我國解決法律爭議的法律機制已經完善的情況下，今后對法律之外的社會矛盾，國家不再干預，政府一般也沒有解決的法定職能，而作為法律爭議的社會矛盾，只能通過訴訟程序渠道解決。

　　為推動法治政府建設，引導老百姓依法維權，讓政府依法行政，省高院希望通過這些案例告訴公眾，行政審判已經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可以保護公民權利。同時也提醒政府，不能有權就任性。典型案例所體現的法律要求能為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提供司法引導，促進行政機關不斷提高執法水平。（記者 韓景瑋 實習生 張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