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個大學生去山東泰安旅游，喝點酒后在賓館玩一塊錢一把的“炸金花”。因噪音影響了隔壁客人，被其以賭博報警。警方趕到后，當場收繳賭資920元。當地警方認定，8人一起賭博構成聚眾賭博情節，作出治安拘留15天，并處罰款3000元的“頂格處罰”，8人將因此錯過12日回校拿畢業證的時間。有人為他們喊冤，認為警方小題大做;也有人認為警方做法是對的，大學生也應當接受懲罰。
別把“1元1局炸金花”不當違法
楊濤
大學生們到底冤枉不冤枉呢?就讓我們看看法律是怎么規定的。《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為賭博提供條件的，或者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款。所以，認定為賭博，應當是“賭資較大”的行為。公安部《關于辦理賭博違法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通知》對此也有明確規定，“不以營利為目的，親屬之間進行帶有財物輸贏的打麻將、玩撲克等娛樂活動，不予處罰;親屬之外的其他人之間進行帶有少量財物輸贏的打麻將、玩撲克等娛樂活動，不予處罰。”
那么，問題又來了，多少錢算“賭資較大”呢?各地的標準并不一致。山東省公安廳規定，“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是指人均參賭金額在100元以上或者當場賭資在400元以上。江蘇省公安廳則規定，對帶娛樂性質的熟人間打麻將、玩撲克等“小來來”行為，起罰點是個人賭資達到200元;對聚眾賭博等違法行為，“起罰點”則是人均賭資100元。8名大學生雖然一把是1元，但是，警方收繳他們的總賭資是920元。那么，無論是山東的標準總賭資400元，還是江蘇省聚眾賭博人均賭資100元的標準，這8名大學生的總賭資都超過了，因此，對他們進行治安處罰，是有法可依的，他們也算不上什么“冤枉”。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是，8名大學生接受治安處罰沒有錯，但是，對他們的處罰是否過重了呢?要知道，公安機關是以“情節嚴重”為由，對他們進行“頂格處罰”，治安拘留15天，罰款3000元。這就要看當地公安機關是如何規定的了。
如果按照江蘇省的標準，普通的賭博要人均賭資200元，對于聚眾賭博，人均賭資100元，如果大學生人均賭資達到100元但未到200元，那么，大學生的聚眾賭博的行為就不能算“情節嚴重”，也就不能頂格處罰，因為一個行為不能作兩次重復評價。但是，這8名大學生是在泰安犯的事，適用山東的標準，那么，別看8名大學生是1元一把，但總賭資是920元，已經達到了治安處罰的標準，同時，他們又是8個人聚眾賭博，在賓館里大吵大鬧，影響到他人休息，對他們以“情節嚴重”為由進行頂格處罰，并沒有違背法律的規定，也是在公安機關自由裁量權范圍內，無可厚非。當然，從人道主義出發，對大學生一時沖動的小賭，也可以不頂格處罰，對他們拘留幾天，以視警戒，也是可以的。
所以，別把一塊錢一把的“炸金花”不當違法，不管一把多少錢，只要總的金額超過了一定限額，就會受到治安處罰。公民最好遵紀守法，別參與賭博，即便是親友之間的娛樂活動，最好是總的金額不要超過一定限額。否則，就會將歡樂變成悲劇。
背離公眾認知的賭博執法傷害法治
舒圣祥
玩1元1局的“炸金花”，居然以情節嚴重的聚眾賭博被“頂格處罰”(再往上，就該以賭博罪追究刑責了)，這一起因為處罰夸張而成社會熱聞的“查賭案”，實在是讓人感覺有點不可思議。倘若同學之間這樣小籌碼的游戲，都算“聚眾賭博”并且情節嚴重，那么按照這一標準，全國各地的拘留所里早就應該人滿為患才對。不開玩笑地說，類似“聚眾賭博”，只要警方想抓，就可以全年無休地抓下去，而且一抓一大批，足以罰個盆滿缽滿。
刑法中的賭博罪，是指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行為。現實生活中，大多數的賭博行為都尚未觸犯刑法，而是以治安處罰論處。《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以營利為目的，為賭博提供條件的，或者參與賭博賭資較大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款。
對照法律條款，8個大學生被處以15日拘留、3000元罰款，無疑是最頂格的治安處罰;問題是，既不是“以營利為目的”，所謂“賭資”也僅僅920元，怎么就不能免予處罰，反而要頂格嚴懲呢?當地警方的說法是，該案中人數達到8人，屬于“聚眾賭博”，即便彩頭很小，也應認定為情節嚴重的賭博，因此從重處罰。在我看來，這完全是對“聚眾賭博”的曲解。
一方面，《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并沒有針對“聚眾賭博”的處罰，因為一旦聚眾賭博就已經涉嫌觸犯刑法。另一方面，刑法中的“聚眾賭博”也絕不是單指人數達到一定數目，而是指組織、招引多人進行賭博，本人從中抽頭漁利的行為——這種人俗稱“賭頭”。比如郭美美，她在家中開賭場就涉嫌聚眾賭博罪。相比之下，這8個大學生的行為，怎么能被輕易認定為聚眾賭博呢?
如果某項執法完全背離了公眾的認知，那要么是法律的滯后，要么則是執法的問題。在本案中，顯然不是法律的規定太過嚴苛，而是執法者的行為太過“任性”。事實上，如果法律可以被隨意闡釋隨意濫用，那必然是對法治的最大傷害。所以，本案不是什么法治與人情的矛盾，而是執法權力太過隨意的問題。倘若當地警方這樣做，只是因為對賭博行為有某種嚴懲的“潔癖”也便罷了，怕只怕過去常見的“罰款指標”與“抓賭任務”再度死灰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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