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一天，無論有多少個鄭艷良或馮炯，他們不用再默默等待死亡，或等待幸運之神的垂青。
10月18日，17歲的貴州尿毒癥少年馮炯進京整整一個月了。30天以來，他千里進京求生一事被《新京報》報道后，收到了55萬余元的捐款，還見到了曾因沒錢給他治病而拒接電話的母親。
10月14日，路米由通過了供腎體檢，可以為兒子捐腎了。盡管她曾因種種原因反悔，卻最終被好心人勸下，還是決定救兒子的命。現在就備齊材料供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后便可安排腎移植手術。
目前來看，馮炯的命大概算是救下了，這個揣著幾百塊就敢進京的少年也算是一個“奇跡”了，他運氣夠好，遇到了自覺無法對他撒手不管的林阿姨。
可他若運氣不好呢？
放生
9月27日晚上，我被林阿姨電話里一連串的“慘透了”引到了中日友好醫院搶救室，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少年。
他的臉腫得很厲害，顴骨很高，臉頰兩側的肉向外鼓起，精神也顯得有點恍惚，身上插了五六根管子，雖然坐著，身體卻下意識地前后晃動。
真挺慘的。但我更關注坐在他床邊的馮爺爺。
這位老人骨瘦如柴，穿著一件藍得發白的上衣，背有點佝僂，眼白都是渾黃的顏色，透著迷茫，和些許不安。
馮爺爺說話口音很重，溝通很困難，只能大概明白他家里很窮，自己腿有毛病干不了重活，治不起孫子的病。
對自己的經歷，馮炯有很多不確定、說不清、記不得的地方，有時他也讓爺爺幫著他回憶，爺爺總能說出陰歷的月份。
但馮爺爺知道孫子跑了之后，卻沒找過他。后來我才聽說，這是一種類似“放生”的觀念——反正在家也活不好，不如到外面試試，沒準能博得一線生機。
我問馮炯為什么來北京，他說他想捐器官，想去看看天安門和毛主席紀念堂。后來，他還要求林阿姨給他交話費，再找個房子給他住。
這個病重的孩子，他似乎太明白自己要什么。
走哪兒算哪兒
28日我見了馮炯兩次。一次是下午，他正接受透析睡在病床上，臉色蒼白，腿不時屈起或者放下，像是無處安放，后來他跟我說透析的時候渾身疼得厲害，“睡著了也疼”。
另一次是晚上，十點多。馮炯被挪出了搶救室，躺在急診樓大門入口處的通道病床上，還是不愛說話。“你知不知道林阿姨特別想幫你。”我問。他頓了一會兒，說知道。
之后的一問一答就像擠牙膏，我終于弄清了他的人生軌道——父親早逝，母親遠走，無人看管，年幼流浪，無錢治病，數次做瘺失敗……
原來他從沒想過活著回貴州，所以才會有捐器官、看天安門等打算。
第一次離開中日友好醫院前，他曾去醫院對面的肯德基大吃過幾頓，讓醫護人員覺得這個孩子很不懂事。我問他為什么，“我想著反正要死了，就大吃特吃吧。”他說。
幸好他遇到承諾管他到底的林阿姨，但他卻不愿談及對林阿姨的感謝。“我知道我這個病只能害人幫不了人。”他說，就連他自己，也只能“走哪兒算哪兒”。
兩個笑容
10月9日上午，馮炯轉院前，已經能坐在搶救室外通道的馬扎上，與同病房的老人聊天，顯得很平靜。
去武警總醫院的路上，林阿姨和貴州同鄉會的黃先生還在擔心馮母配型失敗，馮炯卻很樂觀。“大難不死，必有后福。”他說。
當天下午4點多，馮母趕到，正巧趕上馮炯跟醫生聊完病情回病房。
母子初見是意料之中的劍拔弩張，馮炯氣得擰著眉毛，在病房里暴走，最后重重地坐在了病床上。
“你媽媽都來給你捐腎了，你還不見她？”我問。
“不見！她來做什么？我不需要她！”馮炯最氣母親的一是不接自己電話，二是把妹妹弄丟了，他說自己都不知道該怎樣對待母親。
但馮母就平靜得多，她說兒子脾氣大，但發過火了自己也會后悔，自己知道怎么管兒子。
我下午六點多離開病房時，馮炯正蹲在地上，將兩只胳膊支在離電視最近的病床上換臺，告別時一直黑臉示人的他沖我笑了，“姐姐你什么時候再來看我？”
那是他第二次沖我笑，第一次是兩個小時前，我站著聽醫生詢問他病情時，他在間隙轉頭對我笑了，問“姐姐你站著累不累？”
他笑起來很好看，也很溫暖，就好像他臉上那層萬年不化的堅冰突然變成了暖陽，笑得我心里一陣暖流經過。
就是這兩個笑容讓我相信，這個咄咄逼問生母、在病房內因疼痛大哭大鬧、有時說話沒譜顯得頑劣的孩子，只是選擇了一種激烈的方式保護自己。
因為從沒人教給他怎樣應對這個世界；因為他得了個治不起的病，想活也只能為死后盤算；因為在他看來唯一能救命的母親只說沒錢，不接電話……
而這些都不是他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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