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今天的農民工用這個簡單的詞定義他們的流動生活，“在家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們的是更好的未來。現在年輕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不是為了逃避貧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機遇，早已脫離了最初的背井離鄉。
華裔美國作家張彤禾從2003年進入東莞、追蹤描寫打工女孩的命運，到現在已經10年。這期間，她的丈夫彼得?海斯勒在中國已經出版了兩本描寫當代中國的非虛構作品——《尋路中國》和《江城》。彼得?海斯勒也因此在中國頗有名氣。
4月9日傍晚，張彤禾的新書《打工女孩》在北京單向街書店舉行沙龍活動。“傾聽，中國打工者的聲音”的沙龍海報張貼在書店門口，活動吸引了眾多讀者前來參加。在層層人群的包圍中，黃皮膚、單眼皮的張彤禾正在講述她寫作《打工女孩》的故事。
如果不是過重的兒話音，她會被埋沒在人群中，看不出絲毫的“美國味”。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居住多年的她在東莞采訪打工女孩時，才漸漸地融入她們的生活，變成一位近距離的觀察者。
“我們沒有什么值得驕傲……我們的口袋總是空空，因為我們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打工者。但是我們還有一點值得驕傲的資本，就是我們還年輕，我們的口袋空沒關系，只要我們的腦袋不空就可以。”她低頭讀著她采訪過的打工女孩伍春明的日記，這樣的張彤禾沒有一絲作為前《華爾街日報》駐華記者的強勢。她偶爾抬頭看看讀者，淡淡一笑。
張彤禾說，她寫的都是她看到的事實。她想要寫的是農民工從農村到城市的過程中整個生活經歷的轉變，“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還有社會交往以及情感上的”。
出去，這是我們的信念
張彤禾的問題是，如果進入城市工作，條件真的那么惡劣并且很難真正成功，那么為何每年還有大批的農民工前赴后繼地進城找工作？
2003年，當時正在《華爾街日報》工作的張彤禾開始走訪東莞，每個月有一半的時間她都會出現在東莞的各個地方和普通女工深入交往。經過兩年多的采訪，她深入了解了一群打工女孩真實而鮮活的生活，她覺得她們并非時代的犧牲品。
“我剛去東莞的時候，擔心和這些工人聊天會很沉悶，我擔心這些工人在一起會沒有事情發生，或是他們沒有什么可以和我說的。”然而讓張彤禾驚喜的是，這些年輕女孩很聰明、很幽默、很勇敢，也很大方。她們講述自己的故事，也默默地教會了張彤禾在工廠、在東莞、在中國怎么生活。
大多數的媒體都報道過中國工廠的惡劣環境，欠薪、工傷或者因壓抑而跳樓自殺等負面新聞。而張彤禾希望能寫點別的，寫寫這個龐大的群體自己怎么看待外出務工。“如果不是聆聽對方真實的心聲，而是一廂情愿地可憐別人，這不光是不準確的，而且還是不尊重人的。”張彤禾說。
二十多年前，人們用背井離鄉來形容外出打工的人。人們往往因為家里缺錢或者需要蓋房子才會從農村出來走向未知的世界。出去等于受苦，這是當時打工者和家屬共同的判斷。
“出去”，今天的農民工用這個簡單的詞定義他們的流動生活，“在家沒事做，所以我出去了”。仿佛在出去的那一刻，便知道迎接他們的是更好的未來。現在年輕人出去打工的故事就是這樣開始的，不是為了逃避貧困，而是想追求城市的機遇，早已脫離了最初的背井離鄉。
調查顯示，農民工將“見世面”、“自我發展”、“學習新技能”與增加收入置于同樣重要的地位。在許多案例里，驅使農民出去打工的動因并非是貧困，而是無所事事。責任田很小一片，父母很容易就能打理好，而附近的縣市則鮮有工作機會。
同樣關注打工者世界的作家梁鴻說：“在中國農村所謂的闖世界，就是出去打工，因為只要不上學，等到十四五歲就去打工了，這和真正自由的闖世界不一樣，農民的孩子闖世界只有出門打工這一條途徑。”
2004年，當張彤禾為了寫打工者的故事到東莞時，中國有一億五千萬農民工，而如今這個數字早已變成兩億五千萬。他們散落在中國的各個城市，上演屬于他們每個人但卻相似的故事。
在《打工女孩》中，16歲的年輕女孩呂清敏說，在她的村里有一句老話，一輩子不用出遠門就是好命，但是最近這些年不但出去的多，而且要走得遠。現在村子里的人說走得離家越遠越光彩。
從呂清敏湖北的老家出發，到溫州的鞋廠，坐大巴要22個小時；到哈爾濱的美發廳，坐火車要28個小時。更多的人選擇去遙遠的地方，“這是我們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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