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公共財政的陽光理應包含農民工及其子女的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和保障房。而土地、財稅和政績考核機制的變革，則是難以繞開的幕后推手
3月6日下午，來自國家發改委、公安部、民政部、財政部、人社部、國土部、住建部、農業部等部委的副部長齊聚全國政協禮堂，集體會商110多件有關城鎮化的提案。
這并不包括來自全國人大代表的百余份城鎮化議案。盡管空氣、水、食品的安全問題牽動億萬人心，但事關中國未來格局的大戰略，則非城鎮化莫屬。
4個月前發布的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至此，“新四化”正式取代了上世紀80年代的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的“舊四化”，成為中國新的發展戰略。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近年來在多個場合反復談及城鎮化對未來中國的巨大意義，亦令這一概念逐漸升溫。
盡管城鎮化在擴內需、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方面，有著極大的現實意義。然而，諸多跡象顯示，城鎮化核心改革仍需破局。
內需抓手
今年兩會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在2012年已經降至2.6%。
這一比值，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的頭一年，也就是2007年，高達10.1%。
外需不振，唯有內需補缺。200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城鎮化成為新的內需抓手。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副會長王建在最近幾年反復強調：只有城鎮化才能救中國。
2008年初，王建算了一筆賬：從2003年到2007年，中國大概增加了1億城市人口，與之相對應，城市固定資產投資增加了52萬億元。
按照2007年城市人口計算，如果城市人口翻一番，中國大陸的消費總額有望翻番，即每年可增加10萬億元以上的消費額。彼時，中國大陸的出口額約為9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城市人口增加1倍，就是一分錢不出口，內需也能把這一塊吃掉。”王建說。
2012年2月16日出版的《求是》雜志刊登了李克強的署名文章：《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文章稱，2010年我國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為4455元，城鎮居民為15900元，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農村居民的3.6倍。按此測算，一個農民轉化為市民，消費需求將會增加1萬多元。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吸納1000多萬農村人口進城，進而帶動1000多億元的消費需求，而相應增加的投資需求會更多。目前我國農民工總量達2.4億人(2012年底達到2.6億)，其中外出農民工約1.5億人，農村還有相當數量的富余勞動力，城鎮化蘊涵的內需潛力巨大。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研究中心研究員易鵬表示，如果城鎮化追平發達國家，未來還將有3億人口進城。
2012年9月，李克強在出席省部級領導干部推進城鎮化建設研討班學員座談會時又談到：城鎮化與服務業發展密切相關，“城鎮化創造了大量需求，服務業也就起來了”。傳統農業自給自足，而城市生產生活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服務。服務業是城鎮就業最大的容納器。目前，發達國家服務業產值和就業比重都在70%～80%以上，已經形成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產業體系。比如，歐洲等發達國家在醫療服務方面的支出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0%，美國高達17.6%。我國目前服務業增加值比重只有43%，就業比重只有36%，醫療服務支出比重約5%，發展的潛力很大。
“我國目前有1.7億老齡人口，社會呈老齡化趨勢，發展老齡服務和醫療服務，能夠形成一個就業容量很大的產業。”李克強如是說。
如果內需擴容，產能過剩的難題亦有望緩解。根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姜克雋的計算，城鎮化所帶來的內需擴大，足以讓鋼鐵、水泥等支柱產業再紅火10年。
表與里
然而，現實與理想大相徑庭。
受工業化的強力帶動，改革開放35年來，城鎮化率從1978年的18%攀升至2012年的52.57%，城鎮常住人口達7.1億。照此計算，留在農村的常住人口為6.4億，已經不足總人口的一半。
只是，根據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陳錫文、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研究中心主任李鐵等人的計算，戶籍城鎮化率僅為35%左右。
這之間17個百分點的差額直接體現在數億農民工沒能獲得相應的公共服務。2008年，《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城鎮人口的社會保障水準驟然提高。而陳錫文去年9月在一次演講時透露，農民工在城里繳納的社會保障狀況不令人樂觀。2011年，繳納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的農民工占農民工總人口的比重分別為18.6%、16.4%、27%、9.4%；而繳納住房公積金的農民工比重還不到3%。
遠慮導致近憂。3月10日，北京市海淀區百旺商城兩位來自河南的售貨員表示，在未簽勞動合同、也無社保的情況下，不足3000元的收入僅能維持基本開銷，其他消費則可望而不可即。
正在起草城鎮化規劃的發改委人士表示，如果背后銜接了公共服務均等化，戶籍本是中性制度，“但問題在于，當前的戶籍制度與太多利益掛了鉤，社保是最大的一塊”。
3月9日，在參加兩會沙龍——“新四化”下的中國城鎮化之路時，全國青聯委員、寧波市海曙區區長吳勝武表示，通過城鎮化擴內需的設想受到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制約。其中，農民工未能市民化是主因。
陳錫文在前述演講時表示，有關部門在武漢做的調查分析顯示，一個農民工如果在武漢市就業，用人企業如果按規定，把工人必須繳納的社會保障都交上，每月需花費516元。加上農民工自己繳納的166元，合計為682元，一年為8000多元。“剛才講了缺口很大，繳納的平均比例不到20%。真正要讓農民工變為市民，那么巨大的社會保障的缺口怎么解決？”
在農民工社會保障存在巨大缺口的背景下，卻出現了“偽城鎮化”潮流。前述國家發改委官員今年春節返鄉之時，與東部某省6個鄉鎮負責人晤談，得知這6個鄉鎮均將城鎮化列入重點工作范圍，極力推動農民集中居住。
“問題是，農民集中居住之后，并未得到實質性的社會保障等好處，”發改委官員說，“鄉鎮倒是多出了集體建設用地。”
在城鎮化業已列入官員政績考核范圍之際，2012年全年城鎮化率提高了1.3個百分點，起草城鎮化規劃的發改委官員直言：其中水分不少。
“十二五”規劃綱要顯示，“十二五”期間，城鎮化率計劃提高4個百分點，平均每年0.8%，對應著年均7%的GDP增速。2012年，GDP同比增幅為7.8%，對應著1.3個百分點的城鎮化率增速，顯然比例不符。
國家發改委已經發現，一些縣級政府發出行政命令，要求縣公務員將尚在農村居住的家人接到縣城居住。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城鎮化率統計標準，即使是農村戶籍，但只要在城鎮常住6個月以上，即可統計為城市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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