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雙重國籍，從來不缺少爭議。
擁有雙重國籍者，可以更便利地穿梭在兩國之間，享有兩國國民的權利和福利，同時也用他們的智慧為所在國發展作出貢獻；但作為硬幣的另一面，雙重國籍也被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國民的忠誠度，甚至是國家危機時刻的“不定時炸彈”，因國籍爭端，就曾引發過外交摩擦乃至嚴重沖突。
雙重國籍的特殊身份，還成為某些人違紀違法的途徑。今年4月11日，《人民日報》就刊發中紀委研究室研究員邵景鈞的評論文章指出，有的違紀違法人員，“把作案地選擇在國外、境外，或者將贓款贓物轉移到國外、境外”；還有甚者，“通過各種關系，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雙重國籍”。
對于兩重乃至多重身份帶來的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在《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覺》一書里曾提出過一個悖論：賦予人一種單一的身份認同，無疑是罔顧事實并非常危險的；但是很多人在多重身份認同的重疊幻覺里迷失了方向，變成了情緒動物，從而也失去了自由。
這或許也是雙重國籍的悖論，雙重國籍讓個體、讓國家變得更好還是更糟？多一重國籍，是多一重自由，還是多一重枷鎖？多一層認同，是多一個選擇，還是多一些痛楚、掙扎和兇險？
雙重國籍：蜜糖還是砒霜
一位90歲的二戰德國老兵給州長寫了一封信，信里寫著“太可怕了，我們的國家發生了什么？讓一個英格蘭人掌握權力！”第二天州長就給那位老兵打電話，告訴他，“首先，我不是英格蘭人，而是蘇格蘭人，而且，坦率地說，我是德國人。”
甲之蜜糖，乙之砒霜，雙重國籍亦然。
有些國家視雙重國籍如蜜糖，將其作為招攬人才、統合移民的利器。有些國家則視之如砒霜，認為雙重國籍的存在是國家隱患。還有些國家游離于黑白之間，默許這一群體的存在卻未從法律上賦予其合法性。
如果雙重國籍是一道河，承認與不承認的國家分列河的兩岸，左右相對隔河辯論，是越辯越明還是最后變成一筆糊涂賬呢？
他，到底有幾重國籍
這是一個讓不少嚴肅的法學家們抓狂的情境題：一名孕婦乘坐英國航空公司一架從倫敦飛往美國波士頓的飛機，途中遭遇氣流，孕婦要分娩，飛行員得到了加拿大機場的著陸許可，飛機著陸的同時嬰兒降生了。母親是埃及人，持美國護照，飛機從英國起飛，目的地是美國，但是卻降落在加拿大。
問題來了，這個嬰兒該算哪國人？有幾重國籍？
要回答這個問題，必求諸各國給予國籍的立法原則。其要者大致有兩條：一為血統主義，即“屬血”原則，指子女出生時，依據父母的血統而取得與父母相當國籍；二為出生地主義，即“屬地”原則，指子女出生時即可獲得出生地國國籍。
按照“屬血”原則，母親擁有美國和埃及國籍，埃及承認雙重國籍，美國雖不明確承認，但采取默認政策，則這個小孩自動擁有埃及和美國雙重國籍。
這個“幸運”孩子的國籍可能還不止于此。因為再按照“屬地”原則，他還可能是英國人和加拿大人。
按照相關國際法，飛機是國家虛擬的領土，那么嬰兒出生在英國的飛機上，出生地就是英國。當然，這個嬰兒要擁有英國國籍，還需要滿足另一個要件：父母任何一人為英國公民或已在英國定居者。
但飛機停留在加拿大，如將加拿大作為出生地的話，嬰兒自然就擁有加拿大國籍。
也就是說，如果條件符合，這個嬰兒可能同時獲得埃及、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四國國籍。當然，國際上關于空中嬰兒的出生地歸屬迄今沒有達成一致，所以嬰兒被“屬地”原則賦予的國籍尚有爭議。
四重國籍故事的背后，其實恰是雙重國籍概念的延伸——正是存在了雙重國籍的事實，讓三重、四重乃至更多重國籍變得可能，也讓很多國家卷入不可預測的摩擦和糾纏中。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世界上承認雙重國籍的國家大約90多個，其余國家大多是默認雙重國籍，默認意味著既不承認這一群體公民的外國籍，也不因為其獲得外國籍而剝奪本國籍。有些國家認為：只要不傷害國家正當利益，那么公民加入外國籍，政府可以不承認他們的外國籍身份，不讓他們擔任政府部門公職，但不剝奪他們的本國籍。
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承認雙重國籍，賦予國籍一般參照“屬血”原則；美國和加拿大則強調出生地原則，認為出生在哪個國家就應該獲得哪個國家的國籍。
有些國家兩者并重，比如法國，既注重血緣，又注重出生地。法國公民生的后代自然是法國公民，無論在境內還是在境外。外國人的孩子出生在法國的話，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父母可以代其申請法國國籍。90年代以后，法國不再允許外國父母為子女代理申請法國國籍，原因是控制外來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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