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化進程的洪流里，許多人曾經的家園，先是變成空地，接著又變成了CBD。因為拆遷，他們拿著錢，離開了家園，有的人甚至成為富翁，人生軌跡從此改變
在中國城市擴張與變遷的舞臺上，上演著一幕幕悲喜劇。隨著國家征地補償政策的逐步完善，城市中出現一些因征地而巨富的村民。這些原本過著普通生活的人們，如今腰纏萬貫，身家數百上千萬者亦不在少數。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紛繁復雜的拆遷矛盾背后，那些急劇增加的財富，在提升他們生活品質的同時，也給他們的家庭與人生帶來種種意想不到的危機。
“拆遷暴富所引發的眾生相，是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著名社會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周孝正教授，在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如是說。
據時代周報記者調查，在因拆遷補償致富的人們當中，有不少人的心態發生巨大變化，斗富、揮霍的現象比比皆是，短短幾年內揮霍掉巨額財富后，重新回到甚至比以前更差的“赤貧”狀態。更為嚴重的是，失地農民一旦因為揮霍拆遷款返貧，所誘發的種種問題最終都會轉嫁到政府和社會身上，并催生新的糾紛和矛盾，此為“拆遷暴富魔咒”。
“一片舊樓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來”
短短幾年，眼看著曾經空曠的地方，轉眼間成為繁華鬧市，高樓林立，霓虹燈流光溢彩，站在天橋上的謝小梅感慨萬千。
2007-2012年，僅僅5年時間，家住杭州市江干區九堡鎮牛頭村的謝小梅，感覺自己一家仿佛坐了一回過山車，個中滋味如今回想起來，尤為苦澀。
“2007年，杭州市城市向東邊擴展，我們村子剛好在客運中心和未來地鐵站的地方，村里的人都拿到了一筆不少的安置費。”謝小梅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她還記得，當她和丈夫拿到100多萬元安置費時，手都有點抖，因為“一輩子沒見過這么多錢”。
江干區九堡鎮牛頭村原為杭州郊區，謝小梅和丈夫同其他村民一樣，靠種菜為生。2003年開始，杭州的東進和西擴加快步伐，特別是近幾年來杭州決定“決戰東部”加大對下沙新城CBD的建設力度以來，九堡鎮漸漸被淹沒到杭州城市化的洪流之中。
“一片舊樓倒下去，一群富豪站起來。”九堡鎮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員對時代周報如此形容當時村民們拿到拆遷款的情形。當時，這些村民和謝小梅一樣，都拿到了超過100萬元的安置費；此外，當地政府還按每人60平方米的標準，為他們分配了安置房。
謝小梅一家5口人，分到了2套240多平方米的房子，按照杭州的行情，價值不菲。“我們不算多，最多的有四五套。”謝小梅記得，剛拿到拆遷款和安置房時，丈夫總是高興地成天哼著小曲兒。
家住上海浦東新區上南路楊新路的聶梓明，同樣由于拆遷一夜之間邁進富人的行列。讓聶梓明得以快速致富的原因是2010年的世博會。
2010年，第41屆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行，這是由中國舉辦的首屆世界博覽會。上海世博會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為主題，總投資達450億元人民幣，創造了世界博覽會史上最大規模紀錄。
“我們原來住的地方離世博會后來的A片區，也就是中國國家館所在的地方很近。按照規劃必須拆遷，按照政策，我們一家分到了幾套安置房。”聶梓明說。隨后，聶將其中幾套變賣出去，一下子就獲得了幾百萬元的收益。
“隨著各地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鄉接合部地區大量村莊迅速成為高樓林立的都市，而位于遠郊區縣的產業園也不斷發展壯大，村莊成為了工業園區，不斷刷新著經濟前進的速度。大量農民，從世代居住的農家院搬進樓房，而且手里多出一大筆可觀的拆遷補償款。”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指出。
事實上，不僅僅是杭州、上海，在北京和廣州、深圳、鄭州、武漢、哈爾濱等城市，同樣出現大量因拆遷補償而暴富的案例。
2010年8月，廣州市天河區新塘城中村整體改造，涉及面積78萬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億元，由政府保底。拆遷過后，戶戶村民都將成為“百萬富翁”，最多一戶所得補償估價逾5000萬元。
同年9月，位于深圳核心CBD的崗廈河園片區改造項目拆遷工作亦步入完工倒計時。據媒體披露，當時簽訂拆遷協議的原住民，有很多搖身一變成為千萬富翁。
更為人們所熟知的是，北京大望京村。作為北京城鄉一體化的試點地，大望京村拆遷補償總額達50億元。現在，大望京村幾乎家家都買房買車，甚至有人用寶馬當黑車去拉客。
在一些專家看來，因拆遷補償致富，并非一夜“暴”富。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錫鋅教授，在一次電視評論中就指出，他不同意“暴富”一說。
“因為這些人的財富是長期累積起來，在一夜之間兌現的。表面上看好像是暴富，但實際上，應該只是財產權利的一種兌現。所以，我寧可用‘財產權利’的一種實現而不是用‘暴富’來形容因拆遷致富的現象。”王錫鋅教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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