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通過微博，陳里邀請8名農民工在西安吃飯，陳里是陜西省公安廳副廳長，因為這一特殊身份，這件事在網上引起熱烈討論，有人說他“作秀”，有人向他詰問，也有人為他辯解。
“如果網友們知道我不僅是陜西省公安廳副廳長，而且還是研究‘三農’問題和農民犯罪學的學者，就不會對我請農民工吃飯感到奇怪了。”6月中旬，陳里將他的著作《經濟利益與中國農民犯罪原因研究》分別寄贈給了500多名微博網友。
農民犯罪多因“錢”
《經濟利益與中國農民犯罪原因研究》是陳里根據自己的博士論文擴充而成的一本書。在中國，研究農民犯罪，多少有點犯忌諱，有網民就質問陳里：“你為什么不研究官員犯罪？為什么偏偏要研究農民犯罪？”
西北政法大學校長賈宇，是國內有名的法學專家。他對陳里的著作給予了較高評價。賈宇說：“國內刑法學發達，犯罪學落后，這與西方國家恰好相反。刑法學發達意味著對待犯罪問題主要在事后、在懲罰；犯罪學發達是挖掘犯罪產生的原因，在預防上下功夫，理念是不同的。”
陳里這本書的創新點之一，是提出了“經濟壓力是誘導農民犯罪的原因”，而預防農民犯罪的根本措施是對經濟壓力源進行調試，基本思路是阻斷經濟壓力的傳導鏈條。
在陜西省公安廳，陳里分管的工作之一是監所管理。陜西看守所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中，有60%以上是農民（包括農民工），他們涉嫌的絕大部分都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的財產性犯罪，如盜竊、搶劫、詐騙、販賣人口、因財產糾紛導致的傷害等。在國內，農民罪犯是所有刑事犯罪里最大的群體。
陳里說，因為生活所迫，農民甚至可以順手牽羊撥蘿卜，這類案件占絕大多數。進城的農民工因為打工拿不到工錢，找老板報復，甚至傷人的也不在少數。“農民跟其他公民一樣，也有很多權利，比如肖像權、隱私權等等，但農民最看重的是經濟權。農民平時最不關心政治權利，只要他能過日子，誰當國家主席，誰當省長、縣長他都沒興趣。但他經濟利益受損時，第一個要尋找的就是政治權利，因為他有話要說，說了話要有人聽。在這個壓力過程中，組織、司法、鄰居都可以提供幫助，以阻斷經濟壓力給他帶來的后果，讓他的犯罪動機停下來。”
農村很多糾紛的起因是鄰里間豬吃麥草、羊啃樹皮之類小事，不足以到傷人、殺人的地步。農民的訴求，更多的是人情和面子，是為要個說法。但在糾紛發展過程中，農民很可能變換訴訟請求，當他有理得不到申辯，農村人說他“眼子頭”，他感到抬不起頭來，就會為了要個說法，走上上訪路，甚至不惜傾家蕩產。而當上訪得不到滿意答復時，他就有可能走上犯罪道路。
近年來，農民工犯罪數量也呈迅猛增長之勢。農民工是一個龐大的新興群體，目前大概有2.5億－3億人。農民工所從事的行業，停留在都市經濟結構的低階層，其共同特征為“工作不安定，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長，待遇差，缺乏福利和勞動保護”等等。
農民工有著強烈的“污名認同”意識，認為自己是“次等國民”。這種自卑感來自生活水準的低落與機會的窮陋，以及城里人有意無意的歧視。陳里說，他在微博上看到過一幅照片：在地鐵上，一排能坐4個人的座位，只坐了一位女孩，旁邊一老一少兩位農民工，一個蹲在地上，一個手扶欄桿立著，有座位都不敢坐。
如何善待農民工？陳里提出一個辦法：“全國縣級以上政府有幾千個，如果每一個區縣，都在政府設一間‘農民工辦公室’，所有與農民工有關的部門，比如公安、勞動、工商、稅務、衛生、城管等等，都抽一個人到這兒來。農民工有啥問題，只要找到這里來就能解決，他也不至于走到犯罪路上去。這個措施所產生的政治效益、經濟效益會有多高？如果能解決全國3億農民工的問題，就算拿出10萬人來干這件事，也是利大于弊！”
沒有私產的農民
目前國內尚缺乏有關界定和保護最基本的農民財產權利（土地、房產和勞動資產的權利）的政策法規。陳里說：“改革開放以來，除了大的法律，百分之七八十立法都在圍繞著城里人。我們能夠為城里的狗立法，為鞭炮立法，關于保護農村人財產權利的法有多少？中央發的11個‘一號文件’，能落在實處的有多少？農民工進了城，沒有醫療和社會保險，討薪難，子女受教育難，這些問題解決了沒有？城市人什么時候從工資里扣錢修過路、建過校？農村的道路、學校，要不來貸款，農民只好自己湊錢修建。有多少農村沒有自來水、沒有文化設施？連學校都逃離鄉村了……”
在西方國家，不管城市和鄉村都有教堂，它是一個文明符號，當地居民的婚喪嫁娶，成人洗禮，唱經懺悔等都在這里進行。陳里認為，中國鄉村的學校相當于西方的教堂，是農村最有文明氣息的標志。農民在田里耕作，孩子背起書包上學，他就覺得后繼有人，一代更比一代強。但現在鄉村小學拆并，往往幾個村沒有一所學校，師資留不住，家長把孩子送到城里上學，或者干脆讓他輟學。鄉村小學不斷消失是整個中國鄉村凋敝的縮影。鄉村凋敝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悲哀。
城鎮居民的住房等私有財產已經被法律確立并予以保護，農民的住房、宅基地、土地等產權至今未能清晰界定，得不到法律明確有效的保護。與城鎮居民相比，農民又增加了財產權缺失的經濟壓力。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民是沒有私產的人。
陳里曾到山東某個“新農村建設”的先進村參觀。整個村子，農民的宅基地本來有幾百畝，統一收走讓開發商蓋高樓了，給農民蓋起一溜集體農莊，占地數十畝，房連房，連個院子都沒有。陳里私下問農民的感受。農民說：“弄得這是個啥呀？雞不能養，豬不能養，柴草都沒地方放。”
陳里說：“我有個提議：國家應制訂法律，首先為農民的宅基地確權，把農民宅基地私有化。城市人可以把自己的房子變賣。農民的宅基地私有化后，他就會說：這塊地是我的，我不同意，你就不能拆。”
“城鎮化”可能把農民拉到溝里
農村經濟的衰敗是所有問題的放射點。農民靠種地無法在經濟上自立，只有向能夠提供就業謀生機會的城市遷徙。陳里說：“溫總理多次講：18億畝耕地的紅線不能破。我想加一句：18億畝耕地也不能荒，荒了更可怕！農民種地賠本，就要外出去打工，把土地撂下，荒草叢生，變成死地了。”
六七億農民一半離開土地，進入城市，但又沒有真正進去，他們被社會邊緣化了。他們在建設城市的同時，也帶來很多問題。他們的背后是兩三億個家庭，留守兒童、空殼村、空巢老人等問題相伴而生，前方后方都不安寧。
陳里說：“我們的農民沒有太多文化、技術。大批農民進城，加劇了與城里人的矛盾。他們離開農村，不種糧了，變成吃商品糧了。4億人的糧食，現在7億人在吃，物價自然就要上來了。他去飯館吃一碗面要5塊錢，一頓飯要吃兩碗，一天要吃二三十塊錢。要在農村，這夠一家人吃兩天了，他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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