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省選調生定向考錄現場。面試結束后，考生向考官們鞠躬致謝。
在某選調生的論壇里，用戶的積分等級是按照行政級別的體系來設計的，積分低的是“副科級”，高的可以達到“正省級”。
最初，肖岳很瞧不起身邊一位選調生，他把主要領導的工作特點和點菜偏好都進行了總結。但他現在有點佩服這位同齡人：“他說這是為了更好地領悟領導工作意圖，開展工作。從效果看，有時候真是事半功倍。”
畢業后在西部的一個小鎮上工作了兩年多，肖岳開始懷疑自己當初的選擇。
他戴著光環而來：重點大學優秀畢業生，黨員，學生干部，選調生——也即各省組織部擇優選拔的一批應屆生，被安排至基層“鍛煉”，日后可能成為重點培養干部。
肖岳期待著被提拔和重點培養的那一天。剛來時，他豪情萬丈，想在這個貧窮落后的小鎮上大干一番。現在他覺得，與其說他改變了小鎮，不如說基層官場改變了他。他沒干成什么事，反倒習得了一套官場生存法則；以前愛寫詩的文學青年，現在下筆就是“高度重視”、“親切關懷”；當然也有長進，以前一瓶啤酒能喝吐，現在酒量大增。
令肖岳焦慮的是，傳說中的“提拔”不知要等多久。他身邊一些“有背景”的選調生，已調到了縣里甚至省直機關。
中國的選調生數量，正以每年超過萬名的速度增長。許多人都經歷過肖岳這樣跌宕的心路歷程。不少人離開，少數的幸運者獲得了提升，更多人繼續在基層工作，等待未來的機會。
盡管結局各異，但選調生因為特殊的政策，對大學生的吸引力依然不減。如今招考旺季又至，新一批選調生又將離開校園，開始他們與基層官場的新碰撞。
初入官場，端茶倒水干半年
肖岳對初到鄉鎮的場面記憶猶新：剛一下車，行李都沒來得及放，就被拉到一個餐廳包間，那里坐滿了各位領導。還沒動筷子，他就被要求與所有人喝上一圈，和幾位主要領導還要多喝幾杯。
暈眩與嘔吐，是許多選調生的基層初體驗。肖岳第一天晚上便空腹醉倒了，那種難受的感覺讓他發誓不再沾酒。
這當然是個不可能實現的愿望——接風酒席只是起步。領導們總說“酒量就是工作量”，他不敢怠慢。最多時，肖岳一天喝了三場，結果在床上躺了三天。
酒局之外，工作的頭幾個月里，肖岳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打掃幾位領導的辦公室。有時，這是他一天工作的全部內容。
讓肖岳最感頭疼的，是在開會時端茶倒水。不是怕累，而是他以重點大學本科生的智商，依然在很長時間內弄不明白“什么時候倒水”和“先給誰倒水”這兩個問題。
端茶倒水、打掃衛生這兩件事，廣東選調生朱華也干了半年，“我當時也想不通，這是一個臨時工就可以干的嘛。簡直是浪費生命。”
后來有些人明白，不是鄉鎮領導有意要讓他們端茶倒水，而是一時安排不出別的工作。選調生受省委組織部統一選拔和管理，頭幾年多在偏遠鄉鎮鍛煉，但當地并沒有專為選調生設計的培訓崗位，基層工作又不易上手，他們往往只能在端茶倒水中認識人、熟悉工作。
當工作逐漸上手之后，狀態轉變是巨大的——剛來時，除了端茶倒水便無所事事；一年后，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從黨務到計生，從駐村工作到合作醫療，從信訪到森林防火，從扶貧到婦聯，選調生們什么都干。尤其是打字、復印之類的活兒，干部年齡老化、文化層次不高的鄉鎮里好不容易來個大學生，就都交到了選調生們手中。
朱華終于見識了基層工作的辛苦和千頭萬緒，“鄉鎮干部都是萬金油。”因為工作太多，她不得不每個周末都加班，一個月回家不到一次。她認為，這也體現了領導對選調生的期望很高。“像組織部門就說了，選調生就是后備干部的培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會去接觸。”
在江西贛州工作的選調生蔣超也認為，一定要適應基層“分工不分家”的工作狀態，“讓你去干活是信任你，你應該高興才是。”
蔣超還在讀大一時，就將選調生納入了人生規劃。他先后參加了2次“國考”、5次選調生考、2次事業單位考、1次村官考和2次地方公務員考，轉戰南北考試12次，在每晚二三十塊錢的旅館住宿，拿五個饅頭一根大蔥填飽肚子，終于夢圓。
到基層后，來自山東的他遇到的第一個難題是語言不通：在“十里不同音”的南方農村，沒有同事當“翻譯”，蔣超聽不懂村民說什么，村民也不知道他在說什么。
在蔣超看來，比語言更重要的是領導。“到基層后，遇到一個好領導很重要。一把手的施政風格，對地方發展影響很大，當然也包括年輕干部的進步。”蔣超說。
蔣超慶幸自己遇到了好領導。他在街道從事新聞宣傳工作，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權”。領導對他只提了兩個要求：這個任務全部交給你，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情；以正面宣傳為主。“有些人就沒那么幸運，領導不信任你，寫新聞報道都會被反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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