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今年我國將推出更多促進民間投資的相關措施。一方面，將向民間資本進一步放開基礎電信領域競爭性業務、油氣勘探開發、國防科技等領域的市場準入；另一方面，為了解決戰略性新興產業存在的資金不足等問題，未來將通過設立政府產業基金等方式，推進和引導民間投資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
促進民間投資，一直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既定國策。民間資本的興旺，對于促進經濟增長、保證民眾就業，都能夠起到重要作用，在目前經濟增長速度減緩、保增長壓力不見減輕的背景下，讓民間投資進入更多領域，獲得更多發展機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近年來我國民間投資的增速卻在不斷減退，尤其是去年更是出現大幅度下滑，增長僅為3.2%，比2015年下降6.9個百分點。這直接導致民間投資占比較高的制造業、服務業和采礦業的收入和利潤都出現了惡化趨勢，去年國內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也低于預定目標。這種狀況如果不能及時扭轉而任其延續下去，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因此，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國家就開始陸續出臺了促進民間投資的政策。今年以來，這種政策出臺的趨勢更密集，力度也越來越大，2月份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放寬社會領域投資管理，擴大社會領域對民間投資開放，3月份，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激發社會領域投資活力的意見》，提出37條政策措施，進一步激發醫療、養老、教育、文化、體育等社會領域投資活力。現在，政策面上又準備向民間資本放開基礎電信領域競爭性業務、油氣勘探業務、國防科技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這意味著民間投資的大門將開得越來越大，民間投資增速減退的走勢有望得到改觀。
值得注意的是，準備向民間投資開放的通信、油氣等領域，現在基本上已經由國資企業壟斷，這使民間投資的進入在客觀上產生了阻力。通信、油氣等領域由國企布局，傳統的說法是因為這些領域關系到國計民生，不適宜完全采用市場化競爭機制，而政府在這些行業建立了多家企業，希望在它們之間展開競爭，使市場產生競爭溢利。但是，由于這些企業清一色地都是國資，其市場分工也是由政府指定，因此它們之間的競爭性并不強，這就造成了它們不大會產生用降價來促進競爭、擴大市場份額的欲求，從而使消費者享受不到競爭溢利。
這種情況在我國通信市場上表現得很清楚，政府多次提出寬帶降費提速的要求，以便更好地推進“互聯網+”作為一個新興產業的發展，但三大通信商卻不為所動，一直要總理多次喊話后才有所行動。今年，政府又要求取消手機長途電話的漫游費，但三大通信商又要拖到今年10月底才愿意付諸實施。出現這些情況，都是因為這些企業的競爭性過弱所導致。在這種情況下，引入民間資本進入這一領域，其意義不僅在于給民間資本提供發展機會，更重要的是可以通過它們產生的“鯰魚效應”，打破壟斷領域“鐵板一塊”的格局，通過加大競爭來向社會提供更多的制度性溢利。
但是，要實現這個目的，需要民間資本擁有對企業更多的話語權。如果企業仍舊由國資充當控股者，民間資本進入后難以參與決策，只能享受一點利潤分紅，那它們還不如直接從資本市場上買進股票，這個大門早已暢開，用不著像現在這樣反復研究討論了。要讓民間資本在打破國企壟斷方面能夠發揮作用，就要讓他們擁有在這些國企的話語權，也就是說，他們持有的股份要達到能夠控股的標準。使民營資本的意志能夠貫徹到企業的運作中。如果這些國資壟斷企業的門向民資打開了，但又遮遮掩掩，它們只能以一個財務投資者的身份進入，那不僅達不到終結市場壟斷、給社會創造競爭紅利的目的，真正有實力的民營資本也不會有多大進入的興趣。
因此，在進一步向民間資本放開原來由國企壟斷的一些領域的準入空間的同時，有關方面還需要這些行業的性質進行研究和審視。實際上，類似通信、油氣等領域，雖然確實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但并非只有通過壟斷才能達到滿足供應的效果，事實上，在一個充分發達的市場里，如果某個產品出現斷檔，就一定會有企業自然填補上去，倒是市場被壟斷以后企業可以趁機漲價，增加消費者的負擔。因此，國家既然準備進一步放開對國有資本壟斷行業的民資準入空間，就要有解放思想，徹底放開的勇氣，歡迎有實力的民企成為這些企業的控股者。
目前，國資國企改革正在向建立混合所有制的方向邁進，混合所有制的企業既可以是國資控股，也可以是民資控股，而不是必須由國資控股，因此在這方面已經不存在必須由某種資本控股企業的障礙，關鍵只是在于這種資本的融通是否有利于促進市場的活躍和競爭，促進經濟的增長。如果確實有部分承擔國家特殊使命的企業必須由國資全資控股，那當然不能引入民資等非公資金，國家可以通過制訂投資負面清單向社會公開，同時嚴格監管好這類國資壟斷企業，防止它在們壟斷條件下過度地膨脹自己的利益空間。（周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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