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每個受教育者獲取知識的第一窗口。作品入選教科書，對于作者固然是很高的榮譽，但這并不能排除作者獲得報酬的權利。國家版權局和國家發改委日前公布的《教科書法定許可使用作品支付報酬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一出臺就被解讀為對“教科書免費使用作品時代”的終結，有利于進一步保護廣大著作權人的利益。
讓作者留名又得利，是著作權法和版權制度的基本宗旨，但在以往我國一些教科書的編纂過程中，往往有意無意輕視了“利”的部分。隨著互聯網技術帶來的“免費分享”理念，不付費者似乎有了更為理直氣壯的理由。然而，稍有理智的人都可推論得知，如果我們不依靠版權制度對教科書作品進行保護和激勵，作為教育基礎的知識成果將很難累積，進而損害整個國家的文化傳承和人才培養。
事實上，包括教科書作品在內的知識生產和文化傳播，一直是著作權法保護的目標。無論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權法《安妮法》所稱的“鼓勵學習”，還是美國憲法知識產權立法授權條款的“文化保存”宗旨，都體現了這一點。在我國，適用《辦法》的教科書涉及多個領域，如兒童智力開發、青少年素質教育、大學生能力培養、公民職業技能訓練，以及少數民族、特殊群體的教育保障，等等。對這些教材作品的保護，與國家的人才培養、文化傳承、科技創新乃至經濟建設、民族和諧都息息相關。法律不但要保護教材作者的精神權利，如署名權，也應該保護他們的財產權利，即獲得報酬的權利，激勵更多作者投身教育事業的文化創新中。
相比那些能夠迅速贏得市場、獲得收益的創作——如面向娛樂化和產業化經營的音樂、電影等作品，潛心鉆研、厚積薄發，為教育素材添磚加瓦的創作活動尤為可貴，也亟須加強物質激勵。因此，教科書法定許可使用的報酬支付標準應當遵循“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講，《辦法》目前所規定的標準，如文字作品每千字３００元等規定，仍嫌激勵不足，而且缺少隨經濟發展而適度增長的彈性機制。
從世界范圍來看，教科書法定許可制度也為教育水平較為發達的國家所采用，并對報酬支付的方式進行細致的規定。例如，《德國著作權法》規定，在確定報酬的支付標準時，要綜合考慮作品的種類、用途、通常的使用數額和其他事項；日本還規定，報酬數額標準由文化廳長官根據情勢的變更每年單獨確定。我國在《辦法》的適用中，不妨借鑒上述立法經驗，對我國教科書法定許可使用作品的狀況進行統計和考量，確立適合我國國情并可動態調整的報酬標準。
此外，為了更好適應網絡時代文化學習的模式和教育發展的特點，《辦法》還可以進一步對數字化教科書編寫中，多媒體作品支付報酬的特殊情況作出規定，推動我國文化教育事業在新技術時代的蓬勃發展。（李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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