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律規則和技術層面上彭宇類案也提出了多重挑戰，比如以司法獨立為基礎的自由心證原則、證據規則中排除救助行為之自認效果的安全港規則、非機動車之間及其與行人之間交通事故侵權責任中的過錯要件的證明責任分配（分享）規則及其證明標準問題等等，都是值得再次重申或重新思考的重大課題。一系列彭宇案的共同特征，都是存在事實查明困難。
南京彭宇案違反倫理的“經驗法則”，天津彭宇案（李云鶴案）匪夷所思的“驚嚇說”，都有在存在證明困難時，法官根據當事人雙方的陳述和有限的證據，在內心里實際上已經就事實真相形成了傾向性判斷（心證），并據此對實體結果的大致公平性產生了某種隱約甚或明晰的良知。但制度上并未賦予法官自由心證權，同時規定原告就過錯責任的全部要件承擔證明責任，并且適用高度蓋然性證明（認定）標準。
因此法官明白以目前掌握的證據并未滿足認定事實的法定標準、無法適用相應法律以支持其內心和當事人對實體公平的訴求。此時再加上媒體和公眾的壓力，那些既缺乏外部獨立也缺乏內部獨立而且還缺乏審判經驗的當事法官，就可能以為多多益善地拼湊理由就能增加事實的蓋然性和理由的說服力，從而出現慌不擇路、畫蛇添足的現象。
在此應當重申一些已知的規則或常識：首先，作為裁判的法律事實不同于客觀事實，也不同于新聞事實。即使按照高度蓋然性標準，法律事實也只要求達到“大致可能”（70％或75％）。但這一標準仍然明顯高于新聞事實，因為法治國家為了保障新聞自由對于新聞事實都采取了較低標準，比如新聞報告只要不是無中生有、惡意中傷，就大致符合新聞事實的要求。這也導致公眾從新聞中獲取的事實可能與客觀事實有較大出入，與司法程序最終認定的法律事實也大相徑庭。 而缺乏獨立的法官一旦面對媒體、公眾及有關領導的壓力，便可能在潛意識中要求事實證明標準高于“大致可能”這一模糊標準，不敢理直氣壯地按照這一證明標準公開心證、作出事實判斷，而是從自己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證據規則中尋找和堆砌說服公眾的理由，但這種畫蛇添足卻往往導致法官作出的事實認定既背離常識、又沒有正確適用規則的情形。
其次，證據種類并不只是書證、物證，當事人陳述和證人證言都是重要證據，甚至在缺乏書證物證的情形下成為必須和主要依賴的證據。特別是在交通侵權案件中，獲得物證和書證的幾率較小，如果能夠認真、細致、機智地調取、觀察和判斷親歷事件的雙方當事人的陳述和目擊事實的證人的證言，查明事實、獲取心證的概率要增加許多倍。 但恰恰在這類案件中，法官對于事實的認定往往都是簡單地依賴于交警的筆錄，卻對當事人雙方對事故現場的描述缺乏信息整理和事實分析，更沒有傳訊當班交警出庭作證的想法或權威（即使傳訊交警也可能拒絕作證）。交警是交通事故第一現場接觸事實的非當事人。交警當場做的筆錄就相當于現場勘驗，非常重要。如果交警第一時間做了筆錄，不管當事人質疑筆錄的真實性還是筆錄內容的真實性，法官都可以通過傳訊交警、詢問當事人等途徑去查明真相。否則，法官在沒有錄相、也沒有現場詢問筆錄或勘驗筆錄、又不當庭提供警官證詞（或不被信任）的情況下，依據什么來判斷事實？而且獲取證據的時間越遲，干擾信息越多，越難以接近真實。
最后也最為重要的是，必須明確賦予法官根據自由心證對事實作出綜合判斷的權力，同時應當在民事訴訟中建立明顯區別于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并可以考慮允許法官在侵權案件證明困難時降低證明標準。
在實體法領域，交通事故除了機動車輛采用特殊侵權責任規則并以保險責任加以補充和平衡，非機動車輛之間及其與行人之間發生的交通事故和相應侵權責任也應當有別于普通侵權責任，因為與普通侵權行為相比，這類行為仍屬于風險較高的領域、而且往往主觀過錯較難證明，如果均由原告單方承擔證明責任，則會在法律上和實際上大大增加原告的證明困難和敗訴風險，在具體案件中往往導致不公平的裁判結果。司法實踐中大量出現在過錯事實乃至行為及因果關系事實尚未查清的情況下即適用公平責任的案例，部分根源于這種不公平的證明責任分配在個案中的適用違背了法官內心的公平觀和實體正義感。
一個缺乏信仰的轉型中的社會，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規則，需要法官有更多的獨立判斷和更多的信任資源。同樣，媒體在形成健康的社會心理和塑造社會信仰方面也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形成健康共識，拯救社會信念，是司法的責任、媒體的責任，更是政治家的責任，也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傅郁林: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
相關新聞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