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爺爺楊進田烈士，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
他1927年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反抗軍閥統治的睢杞農民運動，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水東地區地下聯絡站站長，1942年被日寇殺害在濟南。新中國成立60周年前夕，我的爺爺和彭雪楓、魯雨亭、苗鐵峰、王建一、郭景堯等同志一起，被商丘市評為30位為新中國成立做出突出貢獻的英模人物。他的事跡被收錄于《商丘革命老區英雄譜》、《中共睢縣黨史》、《黃淮評論》等書籍，他的遺像陳列于睢縣革命博物館。去年清明節前，睢縣整修烈士陵園，縣黨史辦和民政局的同志告訴我，我爺爺的墓穴里安放的是一面黨旗、一張照片、一兜黃土，因為至今沒能找到他的尸骨！
那天，我站在爺爺的衣冠冢前，淚水滾滾而下。爺爺啊，你赤條條地來，轟轟烈烈地走，沒有留下金錢，沒有留下田產，甚至沒有留下供后人祭奠的尸骨，可是你留下了信仰，留下了精神，留下了傳奇人生，留下了讓后人深感自豪的家訓……
聽五姑奶奶楊美田（她是新四軍老戰士、離休干部）講，1905年，我的爺爺生于睢縣河集鄉田胖村一個富裕農民家庭。他從小讀書用功，聰明懂事，性格倔強，愛打抱不平。他經常說的一句話是：“我們是大宋楊家的后代，啥時候也不能當孬種！”五四運動后，爺爺讀了不少進步書刊，思想開放，傾向革命。他在結交了當時睢縣農民運動領導人馬集勛之后，決心投身革命運動。1927年，他聯絡一批進步青年，開展抵制官府苛捐雜稅的斗爭。有一天，收稅的“班的”又來村里橫征暴斂，逼交稅款，捆綁吊打群眾。盛怒之下，我爺爺帶人打了“班的”。官府抓走我爺爺，強逼我家繳納2000塊大洋才放人。從此，我爺爺下定了反抗壓迫、棄舊圖新的決心。
爸爸生前回憶說，1936年11月，我爺爺在開封見到吳芝圃，聽他講了許多革命道理。那天，我爺爺十分振奮，特意到照相館照了相——這是他一生留下的唯一照片——以示找到了人生方向。1937年春節，爺爺在住室的門楣上貼了自撰的春聯：上聯是“打倒倭寇小日本”，下聯是“收回我國租借地”，橫批是“視死如歸”。
1939年，睢縣黨組織遭到日偽敵頑嚴重破壞，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我爺爺經地下黨睢縣工委書記任曉天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年秋天的一天，爺爺給彭雪楓師長寫了封信，說他想送自己的兒子楊振川以及楊振營、申允亭、馬振藻、劉志遠等十來個年輕人參加新四軍。當時我爸爸才14歲，我奶奶說：“大夯（爸爸的乳名）還是個孩子，等兩年再去吧！”爺爺大吼：“小日本兒打到咱家門口了，中國都快完了，現在不去，到50歲再去當亡國奴啊？我不叫他去，咋叫人家的孩子去？自古英雄出少年，中國靠的就是這些有血性的青年人！”臨出發，爺爺對我爸爸說：“咱家沒出過孬種，到戰場上要給中國人爭光，給彭師長爭氣！”
1941年底的一天，爺爺給彭雪楓、張震等首長匯報完工作，把跟首長做保衛工作的我爸爸喊去，對彭師長說：“別看他個子高，今年才16歲，能否讓他去學些理論？”彭師長當即跟參謀長張震商量，安排我爸爸去抗大四分校讀書。當夜，爺爺詳細問了我爸爸的工作、生活和學習情況。我爸爸對我爺爺說，許多年長的同志動員他加入共產黨，他正猶豫不決。爺爺說：“共產黨是為貧苦人謀幸福的，我都加入好幾年了，這事兒連你娘都不知道。以后你要多學習，提高自身素質，爭取早日入黨！”臨別，爺爺在我爸爸的學習本上寫下了“積極工作，努力學習，團結同志”12個字，落款是“父手書”。沒想到，這次交談竟成永訣；那12個字，竟成了爺爺留給我爸爸的“遺囑”。
爺爺不僅信仰堅定，而且是一個英勇無畏、足智多謀的傳奇人物。
1939年，爺爺入黨之后擔任水東地區地下聯絡站站長。聯絡站的主要任務，一是負責地方黨組織與豫皖蘇魯冀八路軍、新四軍部隊和軍區之間的聯絡工作；二是積極爭取上層民主人士和土匪武裝走抗日救國道路；三是組織進步青年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擴大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爺爺和他的戰友們在豫皖蘇魯冀軍地之間建立了一條無形的秘密通道，多次受到彭雪楓、鄧子恢、黃克誠、張震、吳芝圃、孔石泉等領導同志的表揚。
1939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我爺爺帶領石見芳、崔登硯等七八個人到寧陵縣送黨的文件。路過小郭莊時，發現附近日偽據點的一伙敵人正在搶掠群眾財物，我爺爺故意提高嗓門大喊：“一班向左，二班向右，機槍架上！”他們長短槍一起開火，敵人摸不著頭腦，丟下搶掠的牲口、財物逃竄了。
1941年9月的一天，時任水東地委組織部長的張劍石與我爺爺一起去淮北匯報工作。他們分別化妝成私塾先生和農民，在通過敵人據點時，看到路邊一個賣甘蔗的老太太，我爺爺麻利地把一把錢往老太太手里一塞，給老太太使了個眼色，順手把她的甘蔗裝到他們的手推車上。老太太立馬會意，裝得像一家人的樣子，跟我爺爺他們一起順利通過了盤查。匯報完工作回來時，他倆扮成魚販子，我爺爺把文件裝在腐爛的魚肚子里，盤查的敵人聞到陣陣魚臭，捂著鼻子連連擺手攆他們趕快走，他們順利通過了敵人哨卡。
1941年6月，作為地下交通員，我爺爺第二次護送劉少奇（化名胡服）到新四軍五旅視察工作。完成任務后，彭雪楓同志贈給他一支德國造駁殼槍，囑咐他保護好自身安全。
1942年4月4日深夜，我爺爺在出發去華北執行聯絡任務途中，被上百號日偽漢奸包圍在村子里。他意識到內部出了叛徒，便匆匆燒完文件，奪門而出。在翻過幾堵高墻之后，我的爺爺不幸落入日本鬼子的重圍之中，隨即被押往商丘憲兵隊審訊。面對日寇和漢奸的嚴刑拷打，威逼利誘，我的爺爺大義凜然，以罵聲回答敵人的審問。日寇一刀一刀割下我爺爺身上的肉喂狗。爺爺昏死過去，醒來之后依然怒罵不止。日寇見從我爺爺嘴里得不到半點秘密，就把他轉押到濟南軍事法庭繼續審訊。仍然是嚴刑拷打、狼狗撕咬，仍然是一無所獲。最后，我爺爺被日寇殘忍地殺害于濟南西郊琵琶山下，時年37歲。
爺爺視死如歸的故事，是三爺楊啟田告訴我的。三爺小我爺爺兩歲，我爺爺做黨的地下工作時，他以偽保長的身份做掩護暗地里給我爺爺通風報信。我爺爺被捕后，三爺佯裝瘋癲才得以幸免于難。1978年春節，我去看望三爺。那時候，三爺的身體已經很虛弱了，呼吸困難，說話更難。他強撐著病體，對我講述了我爺爺犧牲時的情景：“1942年8月，我去商丘日本憲兵隊最后一次見到你爺，他臉色蠟黃，頭發很長，腿上的肉都叫日本狗撕吃了，還帶著很重的腳鐐手銬。一見面，你爺就說：‘三弟，家里的地不要再賣了，留著讓你二嫂帶著幾個孩子過日子吧，你看我這布衫上系著紅布條（共產黨犯人），我只要不當孬種（叛徒），他們是不會放我的，花多少錢也沒有用。捎信給大夯，一定要多殺日本鬼子，給我報仇！咱楊家子子孫孫決不能當孬種！’從那以后，再也沒有你爺的音信。我們一直認為你爺被日本人殺害在商丘了。1970年，沈陽電機廠來人核查一個趙工程師的情況，說那個趙工程師就是我當年看你爺時見過的那個翻譯官。他交代說，你爺特別堅強。在商丘時，你爺已經走不成路了，濟南那個軍事法庭用刑更殘酷，凡是被投進去的犯人，如果不招，日本人就挖眼、掏心。他說，你爺一定死得很慘……”
三爺講到最后，已經泣不成聲，拉著我的手，說：“你是咱這門人里第一個大學生，應是有出息的孩子。我把你爺的事說給你，一來是要你記住家仇國恨，好好為國家做事，讓國家強大起來；二來是要你記住你爺常說的那句話：‘咱楊家子子孫孫，啥時候也不能當孬種！’咱們楊家人，啥時候都要像你爺那樣，做有志氣、有骨氣的人！”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那尸骨無存的爺爺，留給這個世界、留給子孫后代的其實很多很多。他的故事、他的囑托、他的“家訓”都是傳家寶，讓我們世世代代享用不盡……（作者系中共三門峽市委書記、河南省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會長 楊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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