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首報“萬寧校長帶女生開房”的新聞，海南記者楊瓊文近日被供職的《南島晚報》辭退。《南島晚報》方面證實，萬寧有關部門找到報社領導，談了一些對“校長開房”被曝光的看法，隨后報社希望楊瓊文“寫一份辭職報告”。
楊瓊文率先披露“校長開房”丑聞，被認為給萬寧抹了黑，當地有關部門對他萬般痛恨，無論如何也要把他“從報社搞走”，要砸掉他的飯碗。從媒體報道的情況看，楊瓊文辭職實為“被辭職”，而且這與他首報“校長開房”新聞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因果關系，他因揭露當地丑聞而受到有關部門打擊報復，這個事實是可以認定的，打擊報復者對此是無法賴賬的。
近些年來，記者因輿論監督而受到打擊報復之事時有發生。概括起來，記者被打擊報復一般有三種情況，其一是直接對記者施以暴力手段，這種情況有時發生在記者調查采訪過程當中，有關人員為阻止記者采訪，悍然對記者大打出手；有時發生在輿論監督報道刊播之后，有關人員或為泄憤，或為阻止記者進一步報道而對記者施暴。第二種情況是，有關方面或直接出面，或通過職能部門向記者所在媒體施加壓力，迫使媒體對記者作出處理。第三種情況是，有關方面拿著顯微鏡和放大鏡，在記者身上尋找突破點，甚至極盡編排之能事，以司法手段把記者構陷入罪。
上述三種情況，均可從近年來記者被“打”事件中找到相應案例。楊瓊文此次“被辭職”，在第二種情況中堪稱典型，他所供職的《南島晚報》盡管被迫將他辭退，卻敢于證實“萬寧有關部門找到報社領導”等事實，相當于表達了報社對此事的態度。“被辭職”的楊瓊文成了一名受害者，他該如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記者因輿論監督而受到打擊報復，面對不同的“打”法，記者維權也有不同的渠道。如果是第一種“打”法，因暴力打擊涉及人身傷害，性質認定比較簡單，輕微者可按治安案件處理，嚴重者可以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追究施暴者或唆使施暴者的刑責。如果是第三種“打”法，因司法手段具有特殊的強制力，記者一旦被構陷入罪，維權的難度會變得非常大，維權成功的案例十分少見。
楊瓊文面對的是打擊報復中的第二種“打”法，較之第一種“打”法，他可以免受皮肉之苦；較之第三種“打”法，他所受打擊的性質輕微許多，維權難度也要小一些。首先，他“被辭職”屬于勞動糾紛，他可以向勞動部門求助，向勞動仲裁部門申請勞動爭議仲裁，直至向法院提起勞動爭議訴訟，等等。其次，楊瓊文作為新聞工作者，因正常的輿論監督報道受到打擊報復，他可以向地方新聞主管部門和新聞工作者協會求助，主管部門、記協有責任和義務為他撐腰，向他提供必要的維權幫助。這些努力都是為了向有關方面施加壓力，以緩解、消除他們對《南島晚報》施加的壓力，讓《南島晚報》收回成命，讓楊瓊文重回記者崗位。
揭黑記者遭受打擊報復，當事人和輿論往往更多訴諸道德義憤，而較少從現實條件和操作層面，認真考慮如何依法維權、理性維權。楊瓊文“被辭職”事件發生后，各界對他的遭遇抱以無限同情，對打擊報復者予以嚴厲譴責，他需要得到各界的大力聲援，也需要得到切實有力的維權幫助。楊瓊文們獲得社會輿論的道義支持之后，還應當收獲實實在在的維權成果。
（于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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