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鑒定人來說，鑒定工作不能止于出具一份報告，還需要解釋其科學性與公正性。以往鑒定人只出具書面報告，新刑訴法針對此現象，特別規定了鑒定人出庭制度。
湖南瓜農與城管沖突致死事件過去半月，死者鄧正加的尸檢報告7月31日晚間由臨武官方對外公布。報告顯示“鄧正加系外力作用誘發腦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對于這份報告，鄧正加之子鄧青強明確表示“全家人都不接受”。
“不接受”是一種態度，也是家屬的權利。30多年的法制重建，讓普通人多少知曉了一些法律常識。比如“打官司就是打證據”。對于一起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來說，死因鑒定結論無疑是最重要的證據。綜合現場目擊和媒體報道，鄧家認知的鄧正加死因固化在“秤砣擊打致死”。現在來了個“外力作用誘發腦部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以“不接受”作為第一時間的反應，并不讓人意外。
但是，鄧家反駁鑒定結論的理由也顯得無力，鄧青強說，“我爸爸身體很好，全村人都可以作證”。問題在于，表面上看上去身體很好與是否有“腦部畸形血管”沒有必然聯系。鄧家可以表達“不接受”，但只要法院接受該份鑒定結論，它就將成為責任人罪與罰的重要依據。人們將鑒定人稱為“法官之前的法官”，道理就在這里。對于專業的鑒定結論而言，如果沒有程序上的問題，法官很難去質疑它的證據效力。
10年前的司法鑒定，還是一團亂象，因案件各方對司法鑒定的接受程度不一而產生纏訟的個案頻繁發生。這其中，以湖南“黃靜案”最為轟動。這宗當年的“中國互聯網第一案”曾歷經5次尸檢，先后產生6次死亡鑒定，且每次的鑒定結果都不盡相同。輿論由此從追求個案的公正轉向了追求體制的公正。為人詬病的“多頭鑒定”和“重復鑒定”終于迎來體制層面的改革。2005年2月，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的《關于司法鑒定管理問題的決定》明確：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門不得設立鑒定機構。
湖南瓜農與城管沖突致死事件之后，當地可能也顧及自我鑒定于程序正義不合，遂在當天將樣本連夜送往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進行法醫病理學組織切片檢驗。這次公布的，正是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法醫病理組織學檢驗報告。
死因鑒定報告在刑事訴訟法上被歸屬于“鑒定結論”，這是一種言詞證據，亦即它代表的是鑒定人在某個專業領域的個人意見。正因為鑒定結論的專業性，它和普通民眾存在一定距離。但從證據出發，至少目前無法將“腐敗”或“不公”的標簽貼在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的這份法醫病理組織學檢驗報告上。
對于鑒定人來說，鑒定工作也不能止于出具一份報告，還需要解釋其科學性與公正性。以往鑒定人只出具書面報告，新刑訴法針對此現象，特別規定了鑒定人出庭制度。相信借助于控辯雙方對鑒定人的交叉詢問，民眾自會從中感受到公正與不公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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