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治理之艱巨、看到兩難之糾結，才不至于在“制服反感”與“弱勢認同”之下，得出偏執一端的結論
從6月15日網友爆料“武漢城管路邊擺攤”，到相關部門稱這是“換位體驗”，再到當事人近日面對央視記者采訪袒露心聲，一起“雙面城管”，引來眾聲喧嘩，至今余音不絕。無論是作秀之嘲、造假之疑，還是換位之辯、誤解之惑，都指向同樣的老問題：城市管理的博弈，如何達致兩全的平衡？
鮮花執法、舉牌勸誡、拍微電影甚至當街對跪，武漢城管的創新之舉，可謂層出不窮。而此次“喬裝練攤”的不同之處，除了峰回路轉的戲劇性外，更在于城管不再只是一個身影模糊的群體，而被還原成有血有肉的個人。不管是談工作不易時的困惑眼神、說練攤經歷時的掩面而泣，還是“我內心的想法會辭職”、“沒有社會認同感”的坦然自陳，“雙面城管”桂文靜都讓人更多地深入到這個群體的內心。
然而，游商小販又何嘗沒有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地鐵出口蹬三輪車拉活的小伙子，白天還在餐館端茶送水；賣羊肉串的兄弟倆，因為眼睛被熏出毛病而收攤回家；打開捷達后備箱賣批發服裝的，是上個月剛失業的白領……遍布城市各個角落的他們，可能會被統稱為小販，卻也都有各自的悲歡，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觀念上，站在不同立場，會有不同答案。城管執法損及小販生存權，抱有“權利至上”理念者難免反感；小販的雜亂妨礙城市秩序，主張公共利益者可能會堅持取締。然而，拋開這些概念上的爭論、法規中的判定，還原到具體的語境之中，對或錯卻變得沒那么絕對。如果說城管練攤是為了換位思考，那我們在審視城管與小販的困局之時，同樣應體認具體的語境、還原真實的糾結，在感同身受的“同情”中尋找破解的共識，城市管理的政策與舉措才能多一點溫情，不至于冷冰冰，導致“踩頭”一類觸碰底線的行為。
同樣，小販不能被各種管理制度妖魔化，城管也不能被公眾輿論污名化。看到問題之龐大、治理之艱巨、兩難之糾結，看到無數人在為解決問題而努力，才能有更多“過程意識”，不至于在“制服反感”與“弱勢認同”之下，得出偏執一端的結論。
接受采訪時，武漢城管相關負責人發問：“到底要我們怎么做？”這樣的“斯芬克斯之問”，在當前的中國，絕不止城管問題。誰都有春節回家的權利，每個人不足一根香煙的鐵軌長度，卻讓其實現倍顯艱難；重化工項目帶來賦稅、促進就業，要修到家門口，卻難免有污染與風險的擔憂。理念正確，并不總能對接現實的邏輯；思路再好，也需接受現實的考量。對社會更多體察、對個體更多關注，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們處身的方位，也才能找到破解“中國式問題”的鑰匙。
“雙面城管”事件已經告一段落，只留下幾本日記和一份可能無法完成的調查報告。不管輿論如何評價，引來關注本身就是成果。這提醒我們，要以更多善意去思考問題、更多“同情”去尋求答案，這不僅是對小販的保護，也不僅是給城管的正名，更關系到整個社會的公平公正。（張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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