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管理者應以更多制度創新，走出小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眾妖魔化的雙重窘境
“你跪著，我也只能陪你跪著。”面對下跪央求不要扣留小車的占道經營攤販，城管曹祥超無奈選擇“對跪”。近日，武漢街頭這戲劇性一幕，反映出城市公共管理的深層尷尬。(相關報道見今日第十一版)
在中國傳統中，下跪是一種符號，語意是乞求，姿態是示弱。在權利平等成為社會基本意識的年代，攤販犧牲個體尊嚴來守住謀生路徑，讓人感受到屈膝之下難以承受的重量。
或許正是如此，城管隊員也壓力沉重，特別是在民意注視下時，因而選擇“陪你跪著”。正如當地城管部門負責人所說，“如果當天攤販下跪而城管隊員沒有下跪，照片傳到網上，可能就是另外一個結局”。這個結局，可能是城管部門遭遇強大輿論壓力，更可能是曹祥超自己“無奈走人”。
城市游攤走販遭遇的困境，屢有所聞。《清明上河圖之城管來了》等網絡圖片，各種新聞勾畫出的“貓鼠游戲”，都折射出他們在城市中逼仄的生存空間。然而，城管又何嘗不是如此？崔英杰案、夏俊峰案中，被刺死的城管同樣是應該尊重的生命。面對整頓市容市貌、道路秩序的要求，城管即便穿上制服，也往往既缺少執法的依據，又缺少工作手段。此次對跪，不過是頗為戲劇化地再次展現了城管的尷尬。更何況，很多城管同樣來自弱勢群體。
城管與攤販的對跪說明：在一個權力必須尊重權利的時代，如果缺少充分人性化的制度，權力本身也會掉進被動的窘境。當雙方都不愿意用尊嚴為不合理埋單時，這種權利與權力的沖撞很可能會以悲劇收場。
在城市公共管理中，很多地方沒有把流動商販納入到真正的城市管理體系中，而是以臨時化的管理思維，對待這個群體的生存與發展。在這樣的行政理念下，城市管理的規則制度，往往難以表達出足夠的制度善意。通過“禁擺區”來把小商販趕出街區，卻不能為小販和市民提供合理服務，必然會遭遇抵制，從而陷入更大的公共管理困境，要么更多對抗，要么陷于尷尬。
始于上世紀90年代的城管制度，其初衷是在國企改制、城鎮化加速、下崗人員和流動人口增多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維護城市秩序。這樣的設計，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這種帶有一定應急性的“委托執法”模式，10多年來未能從源頭上加以完善，反而逐漸固化下來，成為諸多矛盾的“下水道”。面對城市生活的巨大變革，社會管理者不能把“苦差事”都推給一線執法者，更不能以一個群體的“污名化”為代價換取表面的有序與繁榮，而應以更有效的頂層設計，從根本上化解城管困局。
城市之大，在于能海納百川。如果能以更開放心態接納流動人口，劃定區域與時段對小攤販進行疏導，變管理為服務，城管的執法壓力肯定會大為減少。如果能加強監督，成立專門的監管中心，依法依規處理問題，小販也能更多理解。而引導攤販成立自治組織實現自我治理與約束，甚至引入社區、社會參與其中，也都是社會管理創新、制度創新的必要內容。
街頭對跪的城管和小販，都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然而，社會管理者更應看到背后的沖突，加強制度創新，以更加充滿善意、以人為本的制度，走出小販被行政妖魔化、城管被公眾妖魔化的雙重窘境，讓小販不用下跪求生計，也讓城管能夠站著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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