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杭州“5·19”奸殺案發(fā)生后，以聶海芬為首的杭州警方辦案人員在沒有物證和目擊證人的情況下，通過“突審”張氏叔侄，獲得了該案“無懈可擊”的“鐵證”。時任杭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預(yù)審大隊大隊長的聶海芬，此后又在審查勾海峰的犯罪事實時，“未發(fā)現(xiàn)”勾可能是“5·19”案真兇的重大線索。 (4月8日《東方早報》)
對張高平、張輝叔侄來說，法律最終還給了他們正義，雖然已遲到了十年。十年韶華，天上人間。當(dāng)事人的十年，老母離世、妻離子散，物是人非、青春散場……有人說，張氏叔侄冤案昭雪，再次印證了佘祥林、趙作海式冤案的辦案邏輯和審案思維。可是，2013年的春天，為什么被告人的清白，還得靠“亡者歸來”或“真兇浮現(xiàn)”來峰回路轉(zhuǎn)？于是，我們想起了頗具諷刺意味的“神探”。
在真相稀缺的年代，“神探”就走進(jìn)了神龕；在正義高貴的時代，“青天”才值得去懷念。2006年4月13日，中央電視臺第12頻道《第一線》欄目推出“浙江神探”系列報道之“無懈可擊聶海芬”。節(jié)目講述了“神探”聶海芬參與偵破張氏叔侄案，如何在沒有找到任何強(qiáng)奸物證的情況下，通過“突審”，讓“驚魂未定”的張氏叔侄交代犯罪事實。而今看來，當(dāng)年那些找不到的痕跡、物證及DNA鑒定結(jié)論，皆是張氏叔侄犯案的反證。沒有證據(jù)，沒有口供，僅憑“神探”的神跡，就斷人生死———這究竟是怎樣神奇的力量？這究竟是怎樣令人齒冷的過程？
“神探”走下神壇，這是非常令人驚悚的一件事情。因為我們會順藤摸瓜地發(fā)問：一者，還有多少人、多少案子，是在此類“神探”的手下，冤案被生生辦成了“鐵案”？二者，“這本是一起在偵查階段就可以排除張輝、張高平作案可能的案件”，卻一步一步、緊鑼密鼓地弄成了“鐵證如山”的定案，其間牽涉多少執(zhí)法環(huán)節(jié)、需要多少人“組團(tuán)”來構(gòu)陷？
聶海芬算是倒下去了，昔日“神探”的榮耀，今日成了黑色的反諷。只是，這未必是值得彈冠相慶的事情。“神探”從來不是自己封號的，在出神入化、神乎其技的歷史上，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力量、哪些制度，將她推上了頂禮膜拜的神壇？在“神探”的隊伍里，聶海芬算是個“例外”嗎？
因“破案心切”、權(quán)力難受規(guī)制，往往“打擊”有余、“保護(hù)”乏力。于是，“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jù)，控方甚至可以不拿出來”。更有一個細(xì)節(jié)令人浮想聯(lián)翩：張氏叔侄冤案艱難啟動的復(fù)查程序，足足走了一年多。其間遭遇了怎樣的周折，迄今是謎。
2013年的春天，媒體為我們轉(zhuǎn)述了張高平在法庭上的最后陳述：“雖然你們在座的各位現(xiàn)在是大法官，大檢察官，但你們的子孫后代不一定也是，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他們遇上倒霉事，被屈打成招，你們是什么感受。”十年的歷史，當(dāng)事人選擇了“永不原諒”。
也許，只有以制度兜底、徹底告別了“神探”和“青天”，我們才能從這段振聾發(fā)聵的話語中，讀懂法制中國的現(xiàn)代史，并以史為鑒、以史為鏡，真正將中國置于法制與法治的秩序之下。(編導(dǎo) 鄧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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