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華西村原黨委書記吳仁寶老人去世。百感交集，慨然命筆。
20世紀60年代華西村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起步時，只是個600多人的小村莊。那時的吳仁寶是個社區領袖式的村干部。而21世紀的華西村，已經擁有一個地級市的產值，一個縣級市的人口，一個鄉鎮的面積；但，卻繼續維持一個行政村級的低成本管理班子(20多名黨委委員和一個物業公司就管理了域內的綜合事務)。海內外任何教科書和政治家的頂層設計都解不開現代化制度成本過高的死結，吳仁寶的自主創新不可小覷。
我對華西村和吳仁寶的接觸，是從上世紀80年代蘇南農村改革試驗區調研開始的。在上世紀90年代蘇南鄉鎮集體企業股份化改制中，我對華西村的社會資本原始積累及其制度安排產生了研究興趣。進入新世紀，華西村吳仁寶老人以“共同富裕”為目標力主兼并周邊13個村莊一度引發爭議，讓我對這種社區化的產業資本集團的擴張歷程更多做了幾次調研。可惜，我的調研尚未完成，吳老已怡然駕鶴西去。
我的課題組把華西村的經驗歸納成“一二三四”。
一個內在機制：本源于村社理性的內部化處理外部性風險機制。
兩個最低成本：一是村社共同體以成員權為基礎的產權制度及其產業資本擴張；二是用傳統低成本的村治結構取代現代化城市高成本的政府多部門治理。
三個發展階段：一是點狀原始積累，二是線性產業擴張，三是多面向結構升級。
四個基本特征：一是打紅色的社會主義牌獲取長期穩定的政治保護和因此不可能被減少的經濟資源；二是打白色的資本擴張牌成為天下第一社區資本總量村；三是打灰色的村莊黨委公司化的治理方式取代城市政府治理，以及私營經濟開發區等多樣化牌弱化產業資本擴張中的各種張力；四是打綠色的生態旅游牌保持多元文化及多樣化經濟結構(包括糧食農業維持村民生計)，實現可持續發展。
我與吳老有幾十年的交往。他是一個具有中國農民典型特點的人，外圓內方，實事求是，他最擅長的就是用農民的思考和表達，把旁人看來對立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都理順了，并以此為指導在實踐中贏得成功。至今我深刻地記得，當上世紀90年代全國鄉鎮企業全面改制后，特別是一部分改制后的企業不再顧及農民就業、農村行政和社區福利開支的時候，華西村卻因為仍然堅持對所有村民的福利制度而大幅節省了現金開支，在宏觀經濟趨緊的形勢下得到新的發展機會。
因此，華西村不僅是社會主義制度下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探索，也是一次對集體主義優越性的充分挖掘和成功詮釋。
對華西模式的爭議至今仍未平息，也許華西村的成功在一定意義上有其不可復制性，但吳仁寶和他領導的華西村為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模式所做的貢獻，必將作為寶貴的經驗提示留存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記憶中，并鼓舞著更多勇于開拓創新的后來者。
（溫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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