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有期徒刑，一天牢都不用坐，這是對法治尊嚴的公然挑釁。法規漏洞有多大，鉆空子成本就有多低。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報告中強調要“規范減刑、假釋工作”。審議報告的一些人大代表指出，目前過多過濫的減刑、假釋已引起了社會的質疑和不滿。有代表舉例說：一位原副市長因受賄罪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卻一天牢都沒坐，審理期間就花錢辦好了“保外就醫”。
十年有期徒刑，一天牢都不用坐，這是對法治尊嚴的公然挑釁。這個例子雖然極端，但“前門進，后門出”、被判刑貪官從“保外就醫”的孔中鉆出來、逃避監禁卻不鮮見。貪污受賄犯罪慎用死刑，已經是網開一面，可有期徒刑還要被大打折扣，令人扼腕。當“保外就醫”成為貪官的“越獄通道”、“避風港”，監獄的高墻、電網都關不住貪官，腐敗又要如何清理？在這樣的個案中，再好的反貪規定、反腐制度，乘以這個“0”，結果也不會大于0。
“保外就醫”屬于監外執行的一種形式，是法院、監獄等對于患有嚴重疾病不宜在監管改造場所羈押，且不具有社會危險性的罪犯，準予其暫時到監外就醫的行為。然而，一種彰顯人道主義與司法文明的制度，在執行過程中卻被濫用、誤用，最終反過來會傷害制度本身。
一項制度在執行中的走形，其原因不外乎：制度因素，人為因素，或兩者兼之。“保外就醫”被濫用，兩者有之。制度本身，目前執行的《罪犯保外就醫執行辦法》和《罪犯保外就醫傷殘范圍》發布于1990年，距今足足23年。當年貪官貪污多半“四個零”，今天早已進入千萬、億元數量級，法規滯后是難免的。僅以《罪犯保外就醫傷殘范圍》為例，雖然列舉了30類可準予保外就醫的病殘情況，但缺乏細節支持，也就是疾病的嚴重程度。其中尤以“其他需要保外就醫的疾病”規定漏洞為最，簡直就是“口袋規定”，啥都能往里裝。
法規漏洞，用法律補牢。有專家建議修訂監獄法或制定“刑罰執行法”，以代替舊法規。無論是舊法修繕或另訂新法，對罪犯保外就醫的基本問題包括適用對象、基本條件、審批程序、保證人的義務(包括保證金)、罪犯保外就醫時的規范、保外就醫的中止、保外就醫執行機關和監督機關的職責等，必須作出詳盡的、剛性的規定，縮小每一步的自由裁量空間。
法規漏洞有多大，鉆空子成本就有多低。文首新聞提到的那位副市長，其賄賂看守所民警、指導員、所長、鑒定醫生、醫務科副科長的金錢都不多，其中那位醫生僅一瓶洋酒、3000元就打發了。這就涉及人為因素。法律、法規的網眼織得再密，也不可能做到無所不包，還是會給執行者留下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有自由裁量權本身沒問題，但須防一些人就“自由”裁量，拿權力換酒喝、換錢花。
對“亂作為”等人的因素，先從制度層面著力，需對“保外就醫”鑒定人資格、鑒定程序、鑒定書內容、虛假鑒定的法律責任等作出規定。同時，加大對相關人員的監督與問責力度，提高違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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