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漳州、江蘇鹽城等多地陸續出臺房屋信息查詢規范，對“以人查房”做出專門約束。此舉正好撞在“房多多”們接連曝光的當口，被一些輿論質疑是對貪腐的保護。
隨意“以人查房”大概很少有國家能允許。堅持這種要求的人，很多對此也是清楚的。但是這樣的要求在當下中國能夠得到部分輿論的響應和支持，原因又很深刻。政府在限制“以人查房”的同時，對這些原因不能視而不見。
中國公眾對腐敗痛恨的強烈程度，在世界各國中屬于非常高的，中國輿論尤其是網絡反腐話題的集中性甚至大大高于印度、俄羅斯等廉政排名低于中國的國家。無論這個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但它已是中國社會逼真的現實。現在政府出臺的很多公共政策，都會同這個特定現實遭遇。
我們不認為漳州、鹽城等城市做錯了。恰恰相反，我們認為規范房產查詢是保護公民個人隱私的必要措施。但這些新規與民眾對“房叔”、“房姐”的憤怒碰撞在一起，它們帶來與其政策目標不一致的負面感受就毫不奇怪了。
互聯網上現在有一種情緒，只要能抓貪官，無論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對的，甚至把所有規矩都打碎也在所不惜。保護個人隱私本是大眾的普遍需求，但因為它也可能同時
“讓貪官受益”，如今類似倡導總會被輿論拿到放大鏡下查看。
社會政策是一個一個逐漸完善的，不可能打包式一舉構建成功。而輿論場上的情緒已經對這一常識構成挑戰。
但這不是輿論的錯。政府需要優先制定、推出對打擊貪腐最能直接使上勁的一些政策，取得公眾對國家反貪腐動真格的絕對信任。這樣的信任一旦變得堅定不移，保護隱私等惠及全體社會成員的其他政策就會減少種種離奇的遭遇。
就官員財產公示和保護公民隱私這一對矛盾來說，前者的輿論熱情高漲，后者的現實需求面很寬。兩者對社會建設的實際價值應當說差不多，難分伯仲。
但最近一年里，社會尚未看到圍繞官員財產公開的重大進展。互聯網以民粹主義方式把一些貪官的非法財產拉出來示眾，這類行動既打擊了貪官，也帶來了一些復雜效果。當這類揭露越來越多時，一些人有了官方可能會限制互聯網朝這個方向跑的猜測。
官員財產公示問題實際上并未原地踏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的執行變得更加嚴格，并開始引入對申報內容的抽查制度。但這些措施同輿論的“公示”要求仍有較大距離，這些重要的進展并未受到輿論熱議，官方也未就此與輿論充分溝通。它們總體上被輿論場忽視了。
在反腐敗的問題上官方不僅要有行動，而且要同輿論不厭其煩地交流。十八大后中央的反腐敗決心十分堅定，各地反腐敗的具體路徑當然也不一定要讓輿論牽著走。但輿論的強烈要求一定應得到充分回應，特別是官員財產公示問題。比如當前的申報制度同房產查詢如何對接，今后能有什么樣的進展，都應讓公眾清楚。
輿論經常會有非理性的固執，但這些非理性又通常有很強的邏輯性。針對表層具體事件做輿論工作，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效果的積累將非常緩慢。現在需要從邏輯的根源上下手，扭轉輿論的情緒。
中國是大政府的國度，這個格局短期內不可能變，因此各地政府的公信力高低將決定中國社會治理的質量。重建政府公信力也因此可以說是政府面對社會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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