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26日經表決通過了精神衛生法。為有效防止“被精神病”現象的發生，這部法律指出，精神障礙的鑒定應當由精神科執業醫師嚴格按照條件和程序做出判定，并明文規定：“精神障礙的住院治療實行自愿原則”、“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違背本人意志進行確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礙的醫學檢查。”
“精神病冤案”不時見諸報端，一次次讓我們看到，將一個正常人變成“精神病”竟然如此輕而易舉。精神病的治療不同于其他疾病，患者入院多是非自愿的，治療過程中還可能被采取一些強制性措施，為防止意外甚至需要被施以人身約束或隔離等。所有這些治療特點決定了，如果不加以法律規范，就存在被濫用的危險，甚至可能對無辜的人造成不可估量的傷害。
刑事訴訟過程中的精神病鑒定主體已有明確規定：必須由有省級政府頒發的資格證書，或者指定的專業醫療、鑒定機構進行。但規定同樣僅限于刑事訴訟，民事訴訟領域依舊一片空白，由此直接導致了這樣一個問題：精神病鑒定應該遵循怎樣的規范程序？鑒定者應當具有怎樣的專業技術要求？如果鑒定結果失實，如何劃分責任歸屬？最后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對于那些被鑒定為精神病患者的人應當如何處置，以及住院期間患者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
如果說上述內容是為了避免“精神病冤案”發生的話，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治療對于維護公共安全同樣重要。因精神病易復發、治療開銷大，大部分治療費用又都由患者本人或家屬負擔，因此許多患者及家屬由于無力承擔高額的費用，而普遍采取消極應對的態度，從而對社會的安全構成威脅。出于公共安全的考慮，我國已于日前逐步推廣實施艾滋病免費治療措施，出于同樣的考慮，有必要對那些無力接受治療的精神病患者實施免費治療，而這首先需要政府部門加大經濟投入、完善救助體系。
實際上，為了建立健全精神病患者的醫療救助機制，武漢、上海、杭州等地已相繼通過地方立法手段進行了探索，這些地方法規無一例外地提出了“公益補償制度”，這不僅意味著精神病患者傷人行為的法律后果應由其監護人承擔，而且也意味著當其監護人無力承擔賠償責任時，政府將最終為之買單。這些做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對于地方積累的先進經驗，不妨予以吸收借鑒。
《精神衛生法》能否達到人們的滿意，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兩個方面——規范鑒定程序，避免“精神病冤案”的發生；保障財政投入，減少精神病患者傷人事件。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公眾遠離恐懼，從而在關心呵護精神病這一特殊人群的同時，使我們的公共安全更加有所保障。（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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