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籍制度改革應該是賦權的改革，朝著破除壁壘與各種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銜接的方向進行，而不是相反。
日前，杭州市新頒布的《杭州市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條例》因對外來人口提出了學歷要求而廣受質疑。新規中規定，流動人口想申領浙江省居住證，除要有穩定工作、無犯罪記錄等條件外，還必須有高中以上文化。
城市對外來人口的每一次歧視，總有不同行為方式以及表達方法。文憑成為城市入戶、居住門檻，便是習焉不察的 “素質歧視”。與改革開放之初城市廣開門戶、大量接納外來人口相比，近年來出現一定程度的逆動。其中，北京一位張姓政協委員2005年提出“建立人口準入制度”，建議限制“低素質人口”進城，可視為標志性事件。盡管張氏的“閉關之論”被論者駁得體無完膚，卻擋不住社會實踐的洶涌暗流，7年間“素質歧視”在各地愈演愈烈。
城市對外來人口一次次的歧視，輿論對管理者一輪輪的“啟蒙”，諄諄教誨，杜鵑啼血，可建言似乎從未被納，不經人大審批、公眾討論、專家復議、公開聽證的歧視政策照樣施然而至。城市大門只為“高中以上文化”的外來人口而開，其荒謬性不言而喻，“可惡指數”極高。大而化之，作為國民，要“暫住”于自己的國度，已是一個曠古未聞、四鄰罕見的奇聞，要是春秋戰國也要“居住證”，自學成才沒有任何文憑的孔子恐怕也無法周游列國了。“暫住”亦便罷了，還得分三六九等，非“高中文化以上”的外來人口不能辦“居住證”，真是咄咄怪事。
將外來人口當作“城市入侵者”、城市秩序的破壞者、公共資源的“搭便車”者，充分體現城市管理者的傲慢與偏見。“城市是我家，發展靠大家”，一旦“我家”發展起來，臥榻之側就容不得他人“鼾睡”，那些曾經被贊美的外來人口此時就成了城市的“寄生”乃至“增生”，不能硬生生“切除”，就通過各種公共政策(譬如高房價、禁止群租等等)，將他們的“城市夢”打碎、“市民化”的路堵死。過河拆板，把外來人口僅僅看作為可增加城市GDP總量的勞動力，而完全忘記了人之為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存在之含義，也充分暴露某些人的工具思想與實用哲學。
拋開權利維度不表，就工具層面，讓外來人口涌進城市，加快工業化、城市化進程，擴大“城市化紅利”也是我國未來發展之路。中國有九億農民，有著巨大的內需潛力，但是自給自供的傳統小農經濟模式影響了農民內需的發揮，如果將他們融入城市，吃喝拉撒都得購買，消費、內需自然就可以上來。美國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就表示，城市化將為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增長提供充足動力。同時他也指出，中國要解決農民工群體“融不進城市”和“回不去農村”的問題。
要繞過這一“暗礁”，補齊“短板”，就要告別將外來人口僅僅當作城市GDP貢獻者，而對超出“打工者”之外所有的權利、利益、需求等視而不見的工具主義思維，他們既是貢獻者，也應該是“城市化紅利”的分享者。表現在戶籍這項公共政策上，戶籍制度改革應該是賦權的改革，朝著破除壁壘與各種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銜接的方向進行，而不是相反——為新市民的合法權利設置或增添障礙的改革。（練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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