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報》2月27日有則報道《應聘被騙三百，七刀鬧市殺人》，說的是2月14日，東莞厚街汽車站前，湖南籍求職者吳艷春將貴州籍打工者舒照嶺七刀刺死。案由是，兩天前，吳向室友借錢湊夠270元的報名費和100元的體檢費，交給美和勞務公司，但該公司并未給他介紹工作，只肯退還他70元錢。他找中介公司說理公司不理，便找當初經手“招”他的公司招聘員舒照嶺討，舒沒錢還他，他便掏出水果刀刺向舒，邊刺邊恨恨地叫嚷“讓你騙人”！
21歲的舒照嶺倒在血泊中，還被吳腳打拳踢。他的死是令人惋惜的，是他和父母親人的悲劇。21歲的吳艷春當時被警察制服，現在我很想知道，吳現時被關何處，狀況如何，很關心此案如何了結，我希望看到此案的追蹤報道。
兩個同齡的年輕人一死一生死未卜，正常心態的人不會不痛惜。我的問題是，他們兩人的結局誰更值得我們同情呢？
如果兇案是發生在官與民之間——— 如鄧玉嬌案，如果兇案發生在疑似“富二代”、“官二代”與“窮二代”之間——— 如西安藥家鑫案，那么，在這個“仇官”、“仇富”情緒像霧霾一樣彌漫，“民粹主義”大有死灰復燃之勢的當下，很多人會不假思索，不等了解案情全過程與細節，就無條件地“站隊”在鄧玉嬌和張家一邊，將全部同情傾注給“弱勢”者。可是，偏偏這場兇案發生在兩個“窮二代”之間，吳與舒用陜北方言說都是“受苦人”！
從結果來看，當然是舒照嶺受害最大，他已被殺死，他即便有錯有罪，也罪不至死，自然他及其家人是應予同情的；而吳艷春是血案的制造者，他即便有理也無權行私刑，他肯定是有罪的，且是重罪。
但是，在內心深處，我更同情吳春艷。他可以說是被逼瘋的——— 雖然沒有精神鑒定他是“瘋”了，“激情殺人”卻是一定的，用的是水果刀；雖然逼“瘋”他的不是舒照嶺一人，也不是“美和勞務”一家，他殺死“騙子”后，揮刀與警察對峙給親友群發了條短信：“爸、媽、哥哥，我的親戚朋友們對不起！永別了……我被騙夠了我也不想活了！我的心太苦了，我的心也真的累了。”
而舒照嶺這樣的人，在我看來是應該受懲罰的，雖然現在這樣助紂為虐的人極少被懲罰，雖然欺負打工者的騙子公司要負更大責任、更該嚴懲。我們的社會為什么騙子橫行，讓趙本山的東北方言“忽悠”一詞，與吳思杜撰的“潛規則”一起，成了新世紀最流行的社會詞語，就是因為對大大小小的騙子太縱容了。
報道說，據內部知情者透露，“美和勞務”招募基層員工，通過隨機搭訕或設攤招聘等方式尋找求職者，將人帶回辦公室；除數百元職業介紹費外，美和勞務的工作人員還會謊稱求職者已初步通過面試，要求繳納體檢費、服裝費等各種項目費用。有時還會勾結專門調包盜取銀行卡團伙，將求職者銀行卡余額清空；最后一道工序是，用噴涂警用標識的摩托車、面包車將上門找麻煩的求職者送到偏僻地方丟下，以各種手段恐嚇，使受害者不敢投訴自認倒霉。舒照嶺自然是了解這種行騙內情的，他參與其中，分工是負責尋找獵物。——— 他與《白毛女》里黃世仁的狗腿子和《紅色娘子軍》里南霸天的打手有什么本質區別？
這樣沒有良心的“狗腿子”現在太多了！如果是在舊戲和臉譜化的革命樣板戲里，他們是跑龍套的家丁或沒名沒姓的“黑衣人”，我們不會同情他們。可是真實的生活中，我們卻對他們的助紂為虐視而不見，甚至多所回護。比如，賈樟柯的電影《三峽好人》里，那個為每天掙到50元而去做強征強拆打手與幫兇的小伙子。我們對他們心懷同情，至少不那么痛恨，就因為他們身在社會底層，處于不義的食物鏈的低端，而一旦出事，當“替罪羊”受嚴罰的往往就是這些“臨時工”。
有學者說當下社會道德的崩敗，一是精英的精神墮落，一是底層的良知淪喪。在我看來，二者同樣是該受譴責的。以《水滸傳》為喻，仗勢欺男霸女的“鎮關西”和西門慶固然可惡，開黑店做人肉包子的孫二娘與街頭尋釁的流氓無產者牛二難道不是同樣可恨嗎？
就在我寫此文的當天(3月17日)，《南方都市報》報道廣州工商部門在天河區橫崗一巷端掉一個用工業鹽、假鹽制作肉品的大型黑作坊；《新快報》報道工商部門在荔灣區搗毀了四個病死豬私宰窩點。這些喪盡天良的黑作坊，有許多打工者，我覺得他們與老板同樣“該死”。我不解的是，老板是為暴利鋌而走險，按馬克思的觀點那倒符合資本家逐利的本性；那些收入菲薄的打工者又何必打這份工？記得去年有篇報道說，一個熬地溝油的打工者被油鍋燙傷，老板不肯付醫藥費，他才憤而舉報——— 真叫人不知怎么說他好！
宗教講悲憫情懷，同情一切生命：因為沒有誰是天生的惡人，如果他是天生的惡人，那就是造物之責。同時，無論社會環境有多大的責任，每個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所以，基督教講末日審判；道教有“司命”錄每個人每天的功過；佛教講業報和六道輪回，有上天堂下地獄之說。
讓我們牢記，“底層”、“弱者”并不享有豁免權，一句謀生艱難、情非得已并不是參與為非作歹的有力辯護詞，不論是在法院審判時，還是在道德“法庭”里。(作者系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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