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產”的民主超越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讓仍處于“前現代階段”的社會難以承載
8月14日，埃及前總統穆爾西被軍方罷黜引發(fā)的政治動蕩終以“硬著陸”收場。軍政府的“清場”行動釀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的“尼羅河慘案”，有著“城市之母”美譽的古城開羅成了尸首遍地的“人間煉獄”。事件說明，埃及民主化進程兩年多一直在空轉，埃及人民不僅無緣享受“民主的紅利”，甚至連社會穩(wěn)定和人身安全也成奢望。
埃及的“民主之殤”并非個案。不少發(fā)展中國家都在威權終結后，沿著威權政權倒臺—民選政府治理失靈—軍人干政這種“教科書式”的政治發(fā)展路徑演進。轉型國家的政治參與度迅速提高，而社會組織化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低，使政治動蕩成為民主化的“衍生品”。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將政治轉型國家的社會形態(tài)稱為“普力奪”社會，在這種泛政治化的社會中，各種社會力量直接參與政治，最典型的是軍人干政和教權主義。這兩種情形在當下埃及社會均存在，穆斯林兄弟會等伊斯蘭力量，將宗教作為政治動員工具，成為選舉的贏家。上臺后，穆兄會以意識形態(tài)掛帥，推行伊斯蘭化議程，最終被軍人趕下臺。在其他發(fā)展中國家，軍人干政的例子也比比皆是，1960年后，土耳其發(fā)生4次軍事政變，非洲國家的民選政府被軍人推翻更是司空見慣。
發(fā)展中國家民族構建水平低，社會缺乏同質性，是導致“民主不適應癥”的重要原因。許多發(fā)展中國家其實是殖民主義者憑空捏合的“人造國家”，“早產”的民主超越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讓仍處于“前現代階段”的社會難以承載，被威權統治掩蓋的民族、宗教等矛盾在民主化進程中集中爆發(fā)。比如教派矛盾使伊拉克民主成了“爆炸民主”，部族矛盾使得肯尼亞選舉多次引發(fā)仇殺。因民主化導致的社會分裂，在埃及表現為教俗矛盾，在泰國表現為城鄉(xiāng)對立。
民主是一個系統工程，選舉只是程序層面的民主。民主的要義不僅是“一人一票”，更是以包容和妥協精神為內核的文化。埃及缺乏對民主“友好”的政治文化、政治力量和公民，各派政治力量唱著民主的高調，卻用威權政治的老套路行事，缺少和解與妥協的政治轉型，成了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穆爾西上臺后，不斷擴大權力。軍方用民粹主義手段扮演“替天行道”的“救世主”角色。軍方的政治過渡路線圖，也沒有穆兄會的位置。從“解放廣場”到“阿達維亞廣場”，抗議示威你方唱罷我登場。“廣場革命”屢試不爽，使民眾相信街頭政治比投票箱更有效，選舉的低投票率與示威游行高參與率，形成強烈反差。
明眼人都看得出，埃及政治劇變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和民生問題。兩年多來，經濟發(fā)展讓位于政治斗爭，使埃及經濟幾近崩潰，成為社會動蕩之源。當前埃及政治轉型最緊要的目標是恢復治安。以包容的政治過渡進程彌合裂痕，實現和解，防止伊斯蘭力量走向激進，將是埃及政治轉型的唯一出路。
民主化需要一個“準備期”，發(fā)展中國家應在該階段注重發(fā)展經濟，培育有利于民主的經濟力量、社會組織和公民社會，這對民主的建立和扎根至關重要。不顧國家和社會實際情況，不加改造地照搬西方民主，往往會患上各種嚴重的“民主不適應癥”，甚至走向反面。
(作者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外語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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