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6日凌晨，河南欒川縣人民醫院，醫務人員提著裝有捐獻者胡小現器官的冷藏箱走出手術室。張曉理 攝
2013年5月7日，南京，一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在志愿捐獻遺體（器官）的橫幅前打電話。圖/CFP
為避免以權錢獲取器官，衛生部委托研究人員設計了計算機自動分配器官系統。
今年5月，姚林決定將與深圳紅會之間的糾葛擺上桌面。
姚林是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器官獲取組織（以下簡稱OPO）的工作人員。在他下定決心說出這件事時，這家醫院與深圳紅會在器官捐獻方面的合作，已進入“霜凍期”。
已經幾個月，姚林沒有從深圳紅會那兒，得到潛在的器官捐獻者信息。按照雙方約定，以往，深圳紅會的器官捐獻協調員發現器官捐獻者瀕于腦死亡狀態，便會第一時間通知姚林。
“不再提供信息，可能和我們醫院不捐款有關。”姚林說，深圳紅會憑借所掌握的潛在捐獻者信息，要求醫院捐款。
但讓姚林不滿意的是，“這筆捐款用途的明細，深圳紅會從未公開過。”
中國試點人體器官捐獻已3年有余。如今，捐獻率不足百萬分之一，捐獻器官是一種稀缺資源。
王海波，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研究主任，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總設計師。他關注著社會各方力量對器官資源的爭奪。
5月11日，在深圳召開的首屆中國人體器官獲取組織培訓會議上，他說，一旦有潛在供體（即器官捐贈者）之爭，就會令器官這種挽救生命的稀缺資源待價而沽。還有專家認為一旦有了掌控資源的權力，就會產生權力尋租的“黑洞”。
器官因缺而貴
每年1/30的病人能獲得器官完成移植；如肝臟的移植費在一些地方約四五十萬元
深圳最早開展了器官捐獻試點。高敏現在的工作就和器官捐獻有關。她是深圳紅會聘請的器官協調員，平日會去醫院宣傳器官捐獻，并和潛在捐贈者家屬商談相關捐贈事宜，包括經濟救助。
高敏的活動能力很強。她的筆記本里，有各地醫院的電話。在深圳，或廣東其他地方，危重病人腦外傷或腦出血，且愿意捐獻器官的，很多醫院的醫生會第一時間告知高敏。她再通知其他醫院的OPO趕來對病人做死亡評估，然后獲取器官。
如今，在深圳紅會，有器官協調員3名，他們掌握著廣東大量的潛在供體信息。
這些信息在中國成為一項極為稀缺的資源。目前，每年約有30萬人等待器官移植挽救生命，但每年僅有約1萬人，可以獲得器官并接受移植手術。
一起移植手術，醫院會收取高昂的費用。
去年，廣州中山一院一名剛做完移植手術的病人告訴記者，他的整個醫療費用為100多萬。各地的移植費用不盡相同。在南京，每例肝移植，費用為十幾萬元，但在一些地方可能是四五十萬元。
很多醫院的OPO非常希望從深圳紅會處，得到潛在供體信息。這些醫院都有器官移植資質，都有很多病人來做器官移植手術。他們率先獲得器官后，就有機會給本院使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專家表示，以腎移植為例，每一個腎源有幾百人在輪候。哪家醫院的OPO能得到捐贈信息，就可以優先在本院輪候的病人里消化掉。
高敏獲得捐贈信息后，一般會第一時間通知廣州中山一院的OPO。不過高敏坦言，選擇將捐贈信息給哪家OPO，有合作習慣問題，但主要取決于“深圳紅會和廣東省紅會的決定”。
深圳紅會另一位器官捐獻協調員植瑞能也表示，在他開展工作的寶安區和光明城，如果發現潛在捐獻案例，會通知廣州軍區廣州總醫院的OPO，“這是紅會領導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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