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生政策在一些地方事實上已經異化為基層財政乃至個別計生干部牟利的工具，比如鎮坪縣的這次惡性事件就可以看到這些現象的影子。
因“正龍拍虎”名噪一時的陜西省安康市鎮坪縣最近因一起強制引產事件再次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6月2日，鎮坪縣曾家鎮漁坪村三組懷孕7個月的婦女馮建梅被強行注射引產針，約36個小時后，馮建梅產下一名女嬰，已成形的慘死胎兒躺在母親身邊的照片一周后被人發至網絡。面對如潮的譴責，鎮坪縣計生部門卻撒了一個“該孕婦自愿接受引產術”的彌天大謊。
如陜西省人口計生委主任馮月菊所說，鎮坪縣的這一案例，嚴重損害了群眾合法利益，嚴重損害了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形象及政府的公信力。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施行的計生政策要不要改，近些年來一直是個有爭議的話題，雖然在歷史中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但事實上，該政策在多年的執行過程中，類似鎮坪縣這樣粗暴的行為在一些地方也屢有發生，甚至曾引發母子雙亡的慘劇。
國家明文規定“杜絕大月份引產”，然而一些地方的計生干部為了完成考核指標對這項規定置若罔聞，不惜采用強制手段和突擊活動開展計生工作。
計生政策在一些地方事實上已經異化為基層財政乃至個別計生干部牟利的工具，比如鎮坪縣的這次惡性事件就可以看到這些現象的影子。
一路違規
“就是為了4萬元的罰款。一條小生命胎死腹中。”馮建梅的丈夫、現年31歲的鄧吉元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仍難抑悲憤，數度哽咽。鄧吉元生于1982年11月，當時全國已經施行計劃生育政策，不過在他所在的鎮坪縣情況卻有所不同，農村地區生育多胎現象一直以來并不罕見。鄧吉元的父母就生有6個子女，鄧吉元排行老三，這么多孩子要養活，鄧家經濟的窘迫可想而知。
2006年年初鄧吉元只身前往遼寧省某煤礦打工，在那里，他認識了來自內蒙古呼倫貝爾盟根河市的城里姑娘馮建梅。馮建梅生于1989年12月，當時初中畢業不久，因為母親是遼寧人，也來到遼寧打工。 兩個年輕人相識三個月后就進入熱戀狀態。因為沒有采取節育措施，馮建梅懷孕了，鄧吉元將她帶到了老家陜西鎮坪，但女方當時連法定結婚年紀都沒到，更不要說生育了。然而，蹊蹺的是，24歲的鄧吉元與17歲的馮建梅卻在2006年9月1日登記結婚了，在結婚證上，馮建梅登記的出生信息變為1985年1月，與實際出生年月整整提前了將近五年。鄧吉元拒絕透露他是如何幫馮建梅修改出生年月的，“反正，我們領證了，這在我們這里也沒什么好奇怪的”。
2007年1月24日，19歲的馮建梅生下一名女孩，這個孩子當然也是違反了計生政策的，但鄧吉元卻告訴記者，計生部門當時并沒有對他們進行處罰，“連人都沒有出現”。鄧家家境貧寒，只有打工的鄧吉元每個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2011年，鄧家新建房屋，按照鄧吉元的介紹，為此欠下了七八萬元的債務。鄧吉元坦言，他一直想再要一個孩子，“是男是女，我無所謂，但在我們這里普遍生有兩三個子女，多的四五個”。
2011年年底，馮建梅再次懷孕，按照鎮坪縣計生局事后的說法，今年3月20日，曾家鎮計生辦在第二季度“三查”工作中，查出馮建梅已經懷孕3個多月，經查實，馮建梅屬外省籍非農業戶口，需要辦理戶口遷移以及生育證明等相關手續才能進行二胎生育。
政府通報中如此表述：“三查”工作人員立即要求馮建梅迅速遷入戶口，辦理生育證，并將生育證的辦理程序及所需資料一次性告知到位。為進一步落實責任，鎮計生辦工作人員先后多次登門督促馮建梅遷入戶口、辦理生育證的情況，并要求馮建梅及時提供本人戶籍所在地的婚育情況證明等相關材料。但夫婦二人均以“正在辦、正抓緊在辦”為由推諉拖延。
為查實馮建梅的婚育史、戶口性質、是否符合再生育條件等情況，鎮坪縣人口和計劃生育局提請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市根河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局協查，協查結果為：馮建梅不符合再生育條件，不能辦理二孩生育指標。根據《陜西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和《內蒙古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規定，馮建梅屬政策外懷孕，不能再生育二孩，應當依法終止妊娠。
然而，鄧家對此予以否認，鄧吉元的四妹鄧吉彩說，她一直在家陪著嫂子，從未見過什么人來村里三查，也沒有看到計生干部給馮建梅下發任何不能懷孕的通知。
鄧吉元也告訴記者：“依照我們家的情況是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關鍵是我要將老婆的戶口遷過來，并辦理生育證明。”但為何久拖未辦，鄧吉元解釋，“實在繁瑣，我要把材料寄到內蒙古去，不過我確實已經在辦理了。”
“生育證明與戶口不是關鍵，就是因我沒有在規定時間交上4萬元罰款。”鄧吉元強調。
四萬元之爭
鄧吉元口中的“罰款”實際是計生政策中的“社會撫養費”，“我們這里超生的家庭很多，一般交了罰款也就不追究了，有勢力的家庭甚至都不用交。”
即便按照鎮坪縣計生部門的通報所述，今年3月中旬計生人員發現馮建梅懷孕，至事發時也有兩個多月，為何到6月2日，馮建梅已經重孕7個月才采取了強制措施?鄧吉元解釋，身邊的例子讓他覺得違規生育這件事并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時運不濟，因為曾家鎮前兩年的計劃生育工作出現下滑，抽查結果沒有達到95%的合格標準，因而被上級掛了黃牌。曾家鎮想在今年拿掉黃牌，于是加強了工作。
“我們撞上了6月份的計劃生育月。”鄧吉元透露，5月30日，前往內蒙古打工的鄧吉元接到了鎮計生干部的電話，讓他交納4萬元社會撫養費。“我已經認了，但家里實在一下子湊不出這么多錢來。”鄧吉元告訴記者，他從親友處東拼西湊借來了1.8萬，“我父親跟計生站求情，說能不能打個欠條，保證一個月內交齊罰款。”
鄧家的請求遭到了拒絕，“他們限定我們在6月2日中午12點前交齊4萬元。”鄧吉元說。為了作證，鄧家出示了一條發自鎮政府計生技術員袁芳手機的短信，“4萬一分不能少，我都給你爸說了他說沒錢那還能怎樣。還是你們自己大意了沒當回事。”
鄧吉元確實大意了。馮建梅說，5月29日，鄧吉元起身前往內蒙古，5月30日，鎮政府就派了20多名工作人員把她堵在曾家鎮上街的租住屋內，四人一班，每四個小時換一次崗，“就連上街買東西都有專人看管”。
6月1日早上，馮建梅借口外出買菜，跑到了鄧吉元姑姑家躲避，但當晚就被計生干部找到。按照鄧家的說法，為了防止馮建梅逃跑，鎮政府的人還用石頭抵住了門口。6月2日早上9點多，鎮上來了很多人，將馮建梅從親戚家架上了救護車，馮建梅掙扎，但無濟于事。
曾家鎮陳副鎮長解釋：“那天鎮政府的領導及相關工作人員基本上都去了。當時是在一個橋邊上，邊緣沒有圍欄，由于馮建梅不配合政府工作人員，考慮到她的身體安全問題，于是就強行將她抬上車帶到醫院。進入醫院后具體工作都是由鎮計生辦實施的，我一直沒有參與，而且我到這個鎮上工作只有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具體情況不是很了解。”
在鎮坪縣醫院，馮建梅被要求做孕檢，整個過程她都極不配合，但無濟于事，“引產同意書上的手印也是被迫按的。我不愿意，他們就用枕頭蒙住我的頭，兩個男的，一個捉住我左邊，一個捉住我右邊，右手被捉住寫字，另一只手被強迫在按手印。上面的指印也按得亂七八糟。”
這一切正發生時，馮建梅的公公得知消息后已經趕到了醫院，他與曾家鎮計生干部理論，但被以“鎮長在找他”的理由騙走，轉了一圈回來，樓梯口已經被人守住，再也上不了樓。情急之下，鄧家有人撥打了安康市某位市領導的電話，但無人接聽，于是，鄧家又編發了一條“快救救一個可憐的生命”的求助短信，自稱領導秘書的人回電話說：沒有家人的陪護以及簽字，鎮政府是不會給馮建梅打引產針的，他們那是騙你的。
然而，3點40分左右一劑引產針還是被注射進馮建梅的肚子。馮建梅說，孩子的預產期在8月，打針前，胎動正常，但打過引產針后，肚子里就沒有了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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