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震驚的是，該案31名被告人中，竟然有21人來自同一個村，基本上都沾親帶故，其中不乏夫妻、兄弟、翁婿等。”日前，記者就陳華、趙玉西等31人盜竊、搶劫案采訪北京市大興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馬曉霞時，她感慨地說。自2010年1月26日至12月13日，陳華、趙玉西伙同劉宗朝、趙敬夫等人先后17次搶劫、盜竊該市大興區、通州區、朝陽區16個單位財物，涉案金額115萬余元。
以在院墻上挖洞的方式，專門盜竊單位財物
“這些人作案有自己明顯的特點。”馬曉霞介紹，他們只盜竊單位，從沒有偷過個人，他們的邏輯是“單位一定有東西可偷”;事先一定踩點，凌晨時分作案，主要采取在墻上掏洞的方式進入作案現場;作案后贓款均分，他們認為“分贓不均很容易產生矛盾，很容易暴露”。
可笑的是，近日大興區法院開庭審理該案時，公訴人馬曉霞舉證過程中說到一次盜竊后參加者每人分了1.2萬元，被告人趙敬林突然氣憤地說，那次他也參加了，但只分到了1萬元。馬曉霞笑著對記者說:“要知道，之前趙敬林一直拒不承認他參與了那次作案。”
“由于被盜單位安保意識特別差，要么沒有安裝監控設備，要么監控設備形同虛設。再加上這些人多是后半夜作案，此時是人最困的時候，一般單位值班人員、保安等都睡著了，所以他們頻頻得手，只有一次被人發現了。”馬曉霞介紹，2010年11月3日凌晨2時許，王立奎伙同羅濤、陳華等人盜竊某工貿有限公司時，許貫中等人正在院墻上挖洞，被巡邏的保安發現，許貫中等人就將該保安從洞中拽出來，持棍棒威脅、恐嚇他，其他人則進入該公司，搶走保險柜內、值班人員現金共計5800元和價值2.49萬余元的電腦、手機、廢紫銅等財物。
“如果當時該公司保安按規定兩人一起巡邏，或許這起案件可以避免。為此，我院給管理漏洞突出的5個被盜單位發了檢察建議，目前已有兩個單位回函，稱已經亡羊補牢，排除了安全隱患。”馬曉霞說。
2010年底，陳華、趙玉西等頻繁作案，有時一晚上連續作案兩次。那段時間，大興警方接連接到多家單位被盜報案，經現場勘察，警方發現作案手段相似，從現場留下的腳印等痕跡分析應該是團伙作案。當年12月13日，北京警方統一行動，一舉打掉了陳華、趙玉西等31人盜竊、搶劫團伙。
看到他人盜竊發了財，村民紛紛跟著效仿
據被告人交代，他們看到村里那些在北京“干活”的人家里蓋起了樓房，還有人拿“干活掙來的錢”競選村干部，很是羨慕。雖然他們知道“那錢來路不正”，但為了“發財”，還是攜妻帶子、呼朋喚友，紛紛來到首都，主動“入伙”，圓自己的“發財”夢想。馬曉霞指出:“陳華的父親就是村中的副主任，趙玉西是村中小隊的隊長，他們二人的行為對其他村民、親友的影響很大。”
“該案31名被告人中，除了陳華、趙玉西等21人來自安徽省濉溪縣同一個村外，還有4人與這21人是同一個鎮，3人來自相鄰的懷遠縣。”馬曉霞介紹，被告人陳俊玲與許奎是夫妻、趙敬成與趙敬夫是親兄弟、趙玉西是陸帥的老丈人、劉敬平與趙玉西是兒女親家、陳華是陳俊玲的親侄子、陳俊玲與陳俊青是堂姐弟……還有媳婦的同村人、親戚的鄰居等。
“但在金錢面前，親情變得十分脆弱。”馬曉霞說，趙玉西覺得陸帥年齡小，分贓后他只給陸帥一點零花錢，其他大部分自己替陸帥保管著，為此陸帥對趙玉西很是不滿。該案開庭時，陸帥的辯護律師辯稱:“我的當事人犯罪時只有18周歲，犯罪是受其老丈人趙玉西的影響，因為‘父命難違’，且他的大部分贓款在趙玉西手里，分不清是我當事人的個人財產還是其家庭的共同財產，請求法庭從輕判處我的當事人。”趙玉西的律師聽后針鋒相對地進行了反駁。
“在這個團伙中，被告人劉啟蒙的入伙方式與眾不同。”馬曉霞說，劉啟蒙是河南人，黑車司機，在陳華、趙玉西等人的租住處附近拉活兒，陳華、趙玉西等人常租他的車去踩點。時間長了，劉啟蒙知道他們在干什么，便主動入了伙。“雖然劉啟蒙入伙后沒有到作案現場搶劫、盜竊過一次，但他開著車拉著其他團伙成員踩點、前往作案現場，也構成了從犯。”
不以盜竊為恥，拿什么拯救他們
為何一個小小的村子中有這么多人結伙盜竊?他們明明知道盜竊來的錢“來路不正”，為何還一犯再犯?
面對記者的疑問，馬曉霞回答道:“法庭上辯護律師的一句話，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什么話?”記者問。
“在當今‘笑貧不笑娼’的社會大背景下，請求法庭從輕判處我的當事人。”馬曉霞說，當時聽到律師的這句話，她十分震驚，不知這個社會到底哪里出了毛病，一個律師竟然在法庭上如此辯護?
“人們之所以覺得盜竊并不可恥、盜竊犯罪有情可原，與價值觀、道德觀出現偏差有很大關系。”馬曉霞說，在該案31名被告人中，作案時年齡最大的51歲、最小的只有18歲，絕大多數在20歲至40歲之間，正值青壯年，憑力氣掙錢是可以養家糊口的。
“更何況他們并不貧窮，盜竊并非為了填飽肚子。在北京，他們大多租住在一個大院子里，平時的業余活動就是打牌賭博，分到贓款后有的人錢還沒焐熱就輸給了同伙。”馬曉霞說，“一個人沒有了善惡美丑標準，無知無畏，非常可怕。”
“文化程度較低、法律意識淡薄，也是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馬曉霞介紹，該案31名被告人中，文盲1人、小學文化17人、初中文化13人，他們雖然知道盜竊不是正路，但對其嚴重后果沒有清楚認識。
刑法規定，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盜竊罪數額認定標準問題的規定》規定，個人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以500元至2000元為起點;“數額巨大”，以5000元至2萬元為起點;“數額特別巨大”，以3萬元至10萬元為起點。馬曉霞說:“該案中29名被告人的犯罪數額屬于‘特別巨大’，兩名被告人的犯罪數額屬于‘巨大’。”
“據我了解，現在農村孩子失學情況非常嚴重，有些人初中沒有畢業就出來打工。由于文化程度低，謀生手段有限，他們在大城市中很難找到滿意的工作，弄不好就會迷失方向，走上犯罪的歧途。”馬曉霞建議有關部門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關心農村教育問題，加強法治宣傳，讓村民學會用知識保護自己，用法律約束自己，常懷敬畏之心，知恥而退。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和諧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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