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上午，中紀委通報了對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和原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的處理結果，兩人均被降級。初步統計，十八大以來，被降級的副省級高官已有三人，除了張田欣、趙智勇，還有原黑龍江副省級領導付曉光。
兩人降職原因均有“利用職務謀私利”
三人中，付曉光降到局級；張田欣降到副處級，且是非領導職務；趙智勇則降為科員。
上述降級程度，與三人的降級原因呼應。
付曉光被降級，系“因私公款消費，大量飲酒并造成陪酒人員‘一死一傷’”。中紀委通報付曉光的問題時，未采用“違紀”字樣。嚴格意義而言，付曉光的行為違反了八項規定。
張田欣被降級，主要因為兩方面：“失職瀆職，造成國有資產損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行為構成嚴重違紀”。趙智勇被降級，也是因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其行為構成嚴重違紀”。
顯然，張田欣、趙智勇的違紀情形，比付曉光嚴重。
解除降級處分后不等同于恢復原級別
依據《公務員法》等法律規定，處分分為“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等6種。“降級”是僅次于“撤職”和“開除”的處分。
《公務員法》還規定，公務員在受處分期間不得晉升職務和級別，其中受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處分的，不得晉升工資檔次。受“降級”處分的時間為二十四個月。也就是說，在兩年內，張田欣、趙智勇不能晉升，比如從副處級晉升為處級；更不能漲工資。
此外，《公務員法》還規定，“解除處分后，晉升工資檔次、級別和職務不再受原處分的影響”；但“解除降級、撤職處分的，不視為恢復原級別、原職務”。這也就是說，即便兩年后，張田欣、趙智勇解除了降級處分，也不等同于恢復原級別、原職務。
■ 釋疑
“以權謀私”為何僅降職？
通報未提巨額賄賂等問題，未達違法程度
趙智勇、張田欣的處理結果，兩人都“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但不同于十八大以來被調查的35名省部級高官，兩人僅被降職，張田欣被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趙智勇被降為科員。
通報未現“巨額賄賂”等問題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是“落馬”高官的“典型行為”。十八大以來被調查的35名省部級高官中，18人已被“雙開”。中紀委通報這18人的調查結果時，絕大多數都被指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但為何這18人被“雙開”，張田欣、趙智勇只是被降職？
梳理18名省部級高官和張田欣、趙智勇的調查結果通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的“后綴”有所區別。18名高官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后，還涉嫌“索取、收受巨額賄賂”等。而張田欣、趙智勇都未提到巨額賄賂等問題。
這意味著，張田欣、趙智勇雖也“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私利”，但止于違紀程度，還沒有達到違法的程度，所以對二人的處理也只是黨內處分，沒有移送司法機關。
趙智勇通報全文未現“同志”字樣
事實上，對比十八大以來被雙開的18名省部級高官，張田欣、趙智勇的處理程序也有不同。
18名高官都是中紀委先行通報立案調查，接下來中組部宣布免職，之后中紀委通報調查結果，給予其“雙開”等處理，并移送司法機關。但張田欣、趙智勇都是中紀委先行通報“免職”；之后中紀委才通報處理結果，開除黨籍、降職等。
值得注意的是，中組部通報趙智勇被免職時，仍采用了“同志”稱呼。但昨日上午，中紀委通報趙智勇的處理結果時，趙智勇被開除黨籍，通報全文再未出現“同志”字樣。
■ 解讀
專家：降級可堵“官復原職”漏洞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等受訪專家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表示，中紀委對于張田欣、趙智勇的處理結果，呈現出對違紀高官的新處理思路，“經查，不構成開除、犯罪的，就‘降級’使用，這可以達到更大的震懾效果?！?/p>
立案審查后被“降級”
竹立家解釋說，此前，對于“問題”省部級高官，如違紀違法，則“雙開”(開除黨籍、公職)、移送司法機關追究法律責任；如失職瀆職、違紀，則問責，被問責者輕則警告，重則免職，“司局級以下被問責的官員，不少被降級；但副省級以下特別是省部級官員，問責后很少有被降級使用的，特別是像趙智勇這種情況，連降7級，從省部級一直降到科員”。
他強調說，張田欣、趙智勇不是問責“降級”，“中紀委通報的文件寫明，張田欣和趙智勇都是先被立案審查，審查后發現，兩人都屬于違紀，不構成違法，所以給予了‘降級’處分。這與問責‘降級’不同，目前問責‘降級’主要適用于失職瀆職、違反八項規定等情形，多由具體的事件引發，比如三鹿奶粉事件被問責的原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違反八項規定、導致陪酒人醉亡的黑龍江省副省級干部付曉光等”。
降級后晉升還得一步步來
此前一些被問責的官員，不少人隔一段時間后，再次擔任領導職務。
比如原北京市市長孟學農，2003年因SARS被問責、免職。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的簡歷顯示，孟學農2003年9月任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還有冀純堂，被曝2011年已正式復出，擔任河北省工信廳副廳長。以及2008年山西襄汾潰壩事故被問責、免職的臨汾市委書記夏振貴，去年起任山西省委統戰部副部長。
竹立家表示，被問責、免職的官員，經過考察、評估等干部任免考察，可以復出，這并不違反規定，但現實中，問責免職、起復的官員數量為數不少，“其中不乏違反干部任免程序和規定的情形，比如上級領導打招呼，被問責免職的官員，隔一段時間就官復原職”。
他強調說，與上述問責后的情況相比，張田欣、趙智勇被連降數級，則堵住了“官復原職”的漏洞，“按照公務員法的規定，‘降級’處分有個兩年時限，兩年后解除處分，但即便是解除了處分，兩人的仕途、晉升，也要按照職級一步步來，從科員到副處級、處級等”。
“從省部級降到副處級、科員，面對的是巨大的落差”，他說，僅從干部待遇這一個角度衡量，省部級官員多有專車，有的還有專職秘書，住房標準、辦公室面積等等，均與科員、處級干部有很大差距，因此，“降級”使用對官場有更大的震懾效果，“不少官員有僥幸心理，覺得只要不違法，搞些‘小動作’，比如收點紅包禮金，利用職權打個招呼、謀點私利，不會帶來太嚴重的后果。但對張田欣和趙智勇的處理，為此類官員樹立了‘樣板’，違紀也會帶來嚴重處罰”。
（記者 王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