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11月19日消息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一直以來，人們都認為換頭術如此奇特的想象只能在神話故事、科幻作品中看到，而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現的。但近些年來，有關頭顱移植手術的新聞不斷引發討論。那么，這項極為復雜的外科手術，真的可能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嗎？

　　兩年前，意大利神經外科專家塞爾吉·卡納瓦羅就曾宣布：兩年內將完成首例人類頭顱移植手術。兩年后，今年的11月17日，他在奧地利維也納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宣布：世界第一例人類頭部移植手術已經在一具遺體上成功實施，實施的地點正是在中國。

　　卡納瓦羅說：“經過很多人的努力，最終，歷史性的一刻在中國發生了。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的任曉平教授帶領下，我們做了18個小時的手術。如果你們還記得的話，我在2013年說過，這個手術可能需要36個小時。中國人提高了速度，完成了這一壯舉。這個手術是成功的。任曉平教授將在未來幾天宣布完整的報告，公開更多信息。我們的下一步計劃是完成腦死亡器官捐獻者的腦移植手術。第一個移植人類即將到來。”

　　據報道，卡納瓦羅提到的該項目的帶頭人之一任曉平教授，此前已經完成小鼠頭部移植手術，成為全球首個完成該手術的人。術后小鼠們能睜眼、呼吸以及完成一些其他基本動作。從動物到人的遺體，該團隊向人類活體頭移植手術目標又邁進了一步。昨晚（18日），任曉平教授接受中國之聲專訪時表示，關于用捐獻者遺體完成人體頭顱移植的第一個解剖學外科學的研究成果將于下周發表。

　　計劃合作“頭移植”手術的任曉平教授（右）和意大利神經外科專家卡納維羅

　　記者：遺體上的實驗成功的標志是什么？移植之后符合哪些指標就算成功了？

　　任曉平：這套方案外科學上從來沒有，我們把它設計完成了。之后，我們把這個研究成果投到學術期刊。期刊經過嚴格的審查，這個領域世界級的專家，認為我們的設計非常合理，這就是我們的成果，也就是我們的成績。

　　記者：目前的成功對未來活體的手術有什么意義？

　　任曉平：它為我們未來的實驗提供了外科學整個的手術原則、手術入路、手術解剖結構的選擇，以及各種組織的修復方法和技術。

　　記者：什么樣的病人適合進行頭移植這樣的手術？

　　任曉平：簡單劃分一下，就是目前臨床上得了不治之癥的。

　　但人類頭顱移植，并不僅僅是個簡單的醫學問題，更是倫理、法律，甚至是哲學方面的問題。首先在醫學方面，關于“死亡”的定義是怎樣的？

　　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王岳教授接受中國之聲采訪時說，死亡的定義，在我們國家醫學界和法學界有很多爭議。到目前為止，并沒有立法上的標準，但醫療行業內通行的標準是兩套：一套標準是一部分三甲醫院現在在執行的腦死亡標準，特別是在器官移植方面；還有更多的臨床宣告病人死亡，實際執行的是一個混合標準，因為對死亡標準的界定，法學界認為不是個單純的技術標準，它涉及到自然人出生和死亡這樣重大法律事項的界定。

　　塞爾吉 卡納瓦羅（Sergio Canavero）

　　在目前的技術手段下，換頭術靠譜嗎？這究竟是一次醫學技術的突破，還是博取公眾眼球的噱頭？王岳教授也談了他對此的看法。

　　王岳教授說：“我覺得這可能缺乏足夠的科學依據，因為實際到目前為止神經損傷的修復在醫學界還是一個難題。而換頭最重要的不是血管、肌肉的移植或者說修復，最重要的難點在于神經的修復，即怎么將神經連接起來。在探討換頭術之前，應該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我們在神經斷裂后，修復有了突破性進展。如果這方面沒有突破性進展，去做一個吸引眼球的換頭術，我覺得對接受手術的病人是不負責任的。實際一般在我們語境中談到的手術，應該是指的活體，至于在尸體上做的這種解剖，我個人覺得叫手術，可能會有誤導的嫌疑，讓人們錯誤地認為在尸體上做的這種解剖，今后可以直接用于活體的手術，我覺得這是不成立的。”

　　換頭意味著整個軀體的移植，這必然涉及倫理問題，任曉平教授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在醫學的發展史上，很多新的手術、挑戰性手術都存在倫理問題。比如第一個器官移植的出現是在美國，1954年腎臟移植，同樣得到社會、學術界的譴責，甚至攻擊。心臟移植當時也同樣遇到了很大的社會的不理解、不接受。而頭移植更是移植領域一個從來沒有面對的最大的挑戰。所以，我認為有爭議不奇怪，沒有爭議才奇怪。那么，有爭議就把它放到爭議的層次，我們的社會是開放的社會，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在我們的專業范圍內解決科學問題、解決技術問題。”

　　兩年來，換頭術一直處于輿論漩渦中。美國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弗蘭克斯坦教授認為意大利醫生卡納瓦羅是個“瘋子”。美國神經外科醫生協會主席亨特教授表示：“我不希望任何人接受這種手術，手術結果有可能比死更難受。”對此，卡納瓦羅回應說：“對于所有的批評者，我只想說，你去跟那位俄羅斯病人換個位置，感受他的大小便失禁等痛苦，再來跟我說。這就是我對批評者的回應。”

　　除了醫學領域、倫理層面的爭議，其實這項新的研究也可能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在法律上又該如何定義實施了換頭術的人？如果觸犯法律，該由誰承擔責任？

　　北京信格律師事務所律師馬振彪表示：“從法律角度來講，世界上的法律都是當發現已經發生的事情沒有法律可約束的時候，才考慮為這件事情或這類事情制定一個法律，所以法律在某種程度上是滯后的。實際上腦部和軀干相當于組成一個新的個體，所以我認為應該是以這個具有新的生命力的軀干和腦部整體來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這個新的個體，北京岳成律師事務所律師岳成表示，這是個有趣的問題，“醫學常識告訴我們，大腦支配著一切。把甲的腦袋換在乙的身體，這個人思維是甲的，肢體又是乙的。技術都在進步，如果換頭術能成功了，甲借用乙的身子，而甲的思維方式、甲的記憶、甲的一切假設沒變，那就都是甲。因此就我個人來看，換頭術如果成功，應根據是誰的頭部來認定這個新個體是誰。”

　　法律上如何定義一個新的個體，可能還有待未來法律的進一步明確。然而，哲學范疇內的討論，也許更難以回答。組合起來的人算“人”嗎？我們如何保證自我的同一性？

　　面對爭議，王岳教授認為，應該可以給予醫學實驗更多的寬容，但如果要進入市場，應該加強管理，“在醫學方面有一個前提，就是安全性問題，因為醫學涉及到人的生命，所以在沒有足夠證據來證明其安全性的前提下去做這種實驗，實際是有很大風險的，而且對受事者是不負責任的。只有當安全性得到了證明，比如在動物身上做大量的實驗，而且很穩定，那么才應該在人體上做類似的實驗，否則這是不人道的，也是不符合基本的醫學倫理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