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6 08:10:00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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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郁
曹郁
曹郁
曹郁夫婦
30歲時，他成為金馬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攝影師。“藝術家和電影工作者的區別在于，你經歷過的每件事、每個成長的瞬間，都是為你拍出或者理解一個新的畫面服務的”
在電影學院上學時，曹郁最大的興趣就是研究器材和泡圖書館，《美國電影攝影師》雜志是他從圖書館借閱最多的書籍，在上面看到自己感興趣的文章，他會復印下來。
這本雜志經常會刊登世界上最優秀的攝影師專訪。那時，他隱隱約約幻想著，哪天自己也能上這本雜志就太牛了。
2012年4月的一天，曹郁接到一個來自美國的電話——《美國電影攝影師》雜志記者約他專訪。
那一刻，十幾年前的幻想忽然清晰起來。
沒明白怎么回事兒呢，已經得獎了
不少人以為，曹郁的電影處女作就是《可可西里》，其實，1997年電影學院畢業后，他連續拍了6部有時連他自己都想不起來的電影，每部戲的酬勞只有幾千元。“有好幾年，我存折上的存款都沒超過5000元。”
窮得太久，他決定接拍廣告。
2001年，他拍攝的第二支電信廣告獲得紐約廣告節攝影獎提名。第三支廣告是百事可樂。在廣告界，品牌的認可是對一個人最大的肯定。最火的時候，他一年拍80條廣告，經常是出了這個攝影棚，就進那個攝影棚。貌似很充實，但他隱約覺得有些不安，可因為太過忙碌，也沒時間思考。“我是當時北京價錢最高的廣告攝影師。第一次買了房，生活比較滋潤，也胖了好多。當你在一個圈子里混得比較好時，你就把這當全世界了。”
2003年，陸川找到曹郁，遞給他《可可西里》的劇本。
他們在大學時就認識，曹郁本科時，陸川在讀研究生。上學期間，他們合作過一部電視劇，拍到一半，曹郁因為要寫畢業論文而退出。
那時的曹郁對可可西里沒有任何概念，看了照片，發現那是一個特別恐怖的不毛之地，掙扎了很久。偶然在一本汽車雜志上看到一張照片，一個人開著越野車在可可西里，那張照片開啟了曹郁一直有過的夢想——拍一部1：2.40的寬銀幕電影，像西部片一樣開闊感覺的電影。
他答應了接拍這部影片。
隨后，陸川只問了他一個問題，“你想把青海拍成什么樣？”
“看了你的劇本，我決定拍一個陰郁的青海，不想拍成陽光燦爛、藍天白云、明信片式的青海。”
曹郁隨后寫的拍攝日記有十多公分高。
關于《可可西里》的拍攝，有這樣一組數據：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高原上拍攝了四個多月，劇組拍攝總路程六千多公里，全劇涉及的場景相距最遠達到一千七百多公里，劇組每天都要開一兩百公里的車去拍攝場地。2004年，《可可西里》獲得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攝影提名。曹郁和陸川飛去臺灣參加頒獎禮，下飛機后發現行李被錯裝到了下個航班，只能在機場等候。趕到現場時，已經在頒發剪輯獎，下一個就是攝影獎。工作人員催著他們換了西服趕快到座位上——這是曹郁第一次穿西服，第一次參加電影節，在念攝影獎提名時，他正急著看鞋帶是否系上，衣服扣子有沒有扣錯，“太趕了，恨不得趿拉著鞋往里跑。”忽然，他感覺吊臂上的攝像機開始往他這兒運動，“難道……”
他聽到了自己的名字。“還沒明白怎么回事兒呢，就已經得獎了，也挺好，沒有煎熬的過程。”
同臺競爭的還有杜可風的《2046》。
“因為這部電影，讓我們有了從來沒有感受過的力量、勇氣、榮譽和愛。”這是曹郁的獲獎感言。
彼時的他30歲，成為金馬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攝影師。
終于可以拍大片了
在《可可西里》的拍攝過程中，有一次收工回去的路上，坐在副駕駛的陸川回頭跟坐在后排的曹郁說：咱們將來拍部南京大屠殺的戲。
那么大場面，可能嗎？“咱先把這五六個人的戲給捋順了再說吧。”曹郁沒往心里去。
2006年，當陸川找到他講述《南京！南京！》的故事時，“我的腦海里閃現的全是‘臉’——在戰爭中幸存或死去的一張張臉，我認為這是一部關于‘臉’的電影。它和《可可西里》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環境的艱險是《可可西里》成立的前提，所以環境表現是最重要的，而《南京！南京！》表現的是戰爭中人的精神狀態，很抽象，還有一種詩意的神性在里面。”
“拍成黑白片可以嗎？因為黑白片可以排除色彩的干擾，直達人物的內心。它是抽象的，有一種天然的精神提純作用，你會有走到人的靈魂里去的感覺。而且，大屠殺場面會有太多流血的鏡頭，我怕觀眾會忍受不了。”曹郁問。
陸川有些猶豫，因為《辛德勒的名單》就是黑白電影。
制片人則擔心觀眾不會為一部兩個半小時的黑白片買單，畢竟，在中國已經有20年沒有公開發行過黑白電影了。
曹郁拍了3次黑白和彩色對比的試片給他們看，最終，銀幕效果說服了他們。
《可可西里》當時的投資只有七百多萬，《南京！南京！》投資8000萬。“我們終于可以拍大片了！”曹郁激動地想。
頭幾天的拍攝，全是拍大片用的搖臂，但影像效果卻像缺少情感的商業大片，他決定從搖臂上卸下攝影機，扛在肩上，第一次手持拍攝就找到了他一直想要的感覺——特別真實的紀錄感。
《南京！南京！》 中，曹郁用彩色膠片拍黑白電影，這在國內是第一例。
陸川說，在《南京！南京！》中，攝影師曹郁更像一個演員，像觀眾的眼睛一樣，穿越那段災難。
在這部影片中，90%的鏡頭用的是肩扛攝影機拍攝，“這有一種紀錄感，同時又讓你感到很貼近、很隨意。我們也可以用專業移動設備，讓你幾乎感覺不到攝影機的存在，就像很多商業大片的拍法，但這樣就缺少一種觸感、真實感。當演員想要傳達一種情緒時，你把攝影機慢慢靠近，觀眾就會更容易接受這種感受，這些完全是即興的，肩扛攝影機的作用是其他機器所不能代替的。”
在拍劉燁穿過城門看到對面日軍的那場戲時，拍之前大家都在等待曹郁的狀態，他在聽音樂醞釀感情，等到有了感覺，扛上攝影機就去拍，這個鏡頭一氣呵成。“你們在看的時候可能沒有感覺，實際上鏡頭的拉近是有韻律和節奏的。”
2009年11月28日，憑借《南京！南京！》，曹郁第二次獲得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攝影提名。
這一次，他沒去現場。
當時在拍張揚導演的《無人駕駛》，那天正好要拍一個大場面，人好不容易湊在了一起，他不好意思請假。而且，“都得過一次獎了，這次肯定不會再是我了。”
這一年，金馬獎的主題是向攝影師致敬，曹郁第二次獲金馬獎最佳攝影。
“后來才知道是這樣一個主題，電影節上有過幾次這樣的主題啊，挺珍貴的，有點遺憾。而且，我沒去，人家照樣把獎給我了，這讓我非常不好意思。”
第57屆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攝影、第3屆亞太電影大獎最佳攝影、第四屆亞洲電影大獎、第37屆洛杉磯影評人協會獎最佳攝影獎第二名runner up獎……《南京！南京！》把曹郁的事業推向了一個高潮。
真正的藝術家，都有孩子氣的一面
1988年，電影《末代皇帝》在中國上映。其中故宮部分的拍攝讓14歲的曹郁很不解，“為什么電影上的故宮和我眼睛里看到的不一樣？”他跑去午門和太和殿看，站在影片中的拍攝角度，卻怎么也看不出電影里的感覺。他想，一定是攝影師把它拍成了這個樣子，從那時起，他對攝影師這個行業充滿了崇拜和興趣。
曹郁的父親是北影廠的編劇，帶他去過拍攝現場。
在現場，他看到的攝影師“都特別厲害，身上有一種老電影廠人的嚴肅和認真，但是也有很霸氣的東西，看著讓人害怕，難以接近”。但是在《末代皇帝》的紀錄片里，他看到的攝影師維托里奧 斯托拉羅非常隨和。現在回想，“可能北影廠攝影師的身上沒有比較純真的東西，而那些真正的藝術家，都有孩子氣的一面，有很強的感受力和表現力。”
“藝術家和電影工作者的區別在于，你經歷過的每件事、每個成長的瞬間，都是為你拍出或者理解一個新的畫面服務的，這個叫藝術家。藝術家也有級別的，我永遠也不可能達到偉大藝術家的級別，我也不認為現在有多少人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用這個標準衡量的話，屈指可數。”
從第一次看過《末代皇帝》后，他每年都要看幾遍，“前兩天才又看了一遍，一個是它有好多好多值得你學的地方，再一個是因為它是我熱愛攝影的一個緣起，所以我總要在里面再吸取些營養。”
有力量的、原始的、簡單的、濃烈的人
曹郁中學時成績很差，這讓他整個中學階段過得很痛苦、壓抑。
因為從初中三年級起，他就決定要當攝影師，這個理想在老師眼里就是——因為你學習特差，所以只能選擇這個。老師在高考輔導的時候會對他說，“學習不好沒關系，反正你要考藝術院校。”
“他們就打心眼兒里瞧不起你。我高考的時候是1993年，那會兒認為只有學習不好的孩子才考藝術院校。像我哥，高考的成績是朝陽區第一名，北京市前幾名，他選擇去傳媒大學（當時叫廣播學院）的時候，他們老師都快瘋了，因為他的成績隨便進北大清華，他們就覺得你不是浪費嗎？”
到電影學院后，曹郁大學4年成績一直第一，拿獎學金，當學習委員，“因為我特別熱愛這件事。”專業上的優秀，并沒讓曹郁走出中學時留下的陰影。
“拍《可可西里》才讓我的內心真正有了比較大的變化。”他在那里學會了開車，在空曠的高原上自由馳騁，那種感覺讓他仿佛回到了童年，“因為中學學習成績不好，有很多年特別壓抑，好多事不能做，沒有成就感，很發怵跟人打交道。”
在高原上拍了四個多月戲后，他發覺對自己有信心了，最重要一點，“發現了自己是有力量的、原始的、簡單的、濃烈的人，以前那種微胖小富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雖然也會不停地看各種電影、攝影資料，聽喜歡的古典音樂，但那種日子在慢慢消磨我，讓我覺得有些夢想越來越縹緲，因為沒有用武之地。當我到了可可西里，真的用上了積累多年的東西時，才清醒地認識到，以前的狀態是一種消磨，這種感覺既自由又緊張，因為儲備得還是很不夠，你要重新學很多東西。”
沒有工作時，他一般宅在家里，把玩兒相機，看電影，欣賞畫冊，聽音樂。他家里最多的，就是各種音樂碟片。他的音樂素養很高，《南京！南京！》的片尾曲就是他向陸川推薦的。
在妻子姚晨眼里，“曹郁是一個藝術家，既是生活藝術家，也是電影藝術家。”
天賦決定你能走多遠
人物周刊：電影《可可西里》讓你收獲了名氣，按理應該有不少電影找到你，可看你的簡歷，從這之后直到2006年準備《南京！南京！》的拍攝之前，竟然連著3年都在拍廣告。
曹郁：我這人挺較勁的，覺得沒有合適的電影，不如拍廣告。拍廣告可以讓攝影師積累很多技術性的經驗，我全當技術練習了。直到《南京！南京！》出現，我才覺得，這個電影既像陸川的，又像我的，才決定重新開始拍電影。
人物周刊：2001年，在接拍孟京輝的電影《像雞毛一樣飛》時，廣告圈的人據說很不理解你的選擇。
曹郁：那是拍廣告最火的時候，他們說你為什么要去拍電影，電影能給你多少錢，肯定特別少。而且，你如果走了，導演可能會選擇別的攝影師合作，你的位置有可能就被替代了。
人物周刊：你當時接觸的廣告圈的人大概是什么樣的特質？
曹郁：相對來說還是一個比較聰明的人群，學習能力也都挺強的。但他們不是真正的藝術家。
人物周刊：你的目標是想要做藝術家？
曹郁：那肯定是了。我從干這行開始就這么想的，拍到現在只能證明我就是。你能成為什么樣的人，首先得看你有沒有這個天賦，比如說你想成為劉易斯那樣的百米運動員，他肯定是有運動的天賦，你如果沒有，再努力也沒用。天賦決定你能走多遠。我在攝影方面肯定是有天賦的，但有多高的天賦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