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報訊 十多年前一個再尋常不過的夜晚，丈夫風塵仆仆從窯廠拉土回來，用沾滿泥沙的手遞給李桂英今天的工錢。她心疼丈夫，讓他把錢自己留下買件衣服，但他還是把錢硬塞給李桂英。那年，她尚年輕，還是一個沉浸在丈夫疼愛和一茶一飯的幸福女人，這是一個以愛為起點的故事。

　　1998年的一個傍晚改變了這一切，丈夫被同村的齊金山等5人傷害致死。據項城市公安局的通報：“項城市南頓鎮齊坡村的齊學山、齊保山、齊擴軍、齊海營四人懷疑李桂英夫妻舉報其四人計劃生育超生而懷恨在心，曾事前多次預謀。”案發后，5名嫌犯銷聲匿跡。

　　十七年間，李桂英自學法律，拜訪上千戶村民求線索、花費幾十萬、輾轉十幾個省市追兇。根據她提供的線索，4名嫌犯歸案。自去年被媒體報道后，當地警方迅速成立專案組，最后一名嫌犯也在15年12月落網。

　　6月17日，最后兩名抓獲的嫌犯齊好記、齊擴軍故意殺人一案在河南省項城法院開庭審理。

　　被媒體廣泛報道以來的這半年，“上百個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的當事人都來我家找我幫忙出主意”，很多導演也和她聯系，想把她的故事搬上銀屏。

　　對于未來，李桂英對法制晚報記者(公號ID：fzwb_52165216)說，希望兇手依法判決，自己想好好照顧孩子，看他們慢慢長大、成家結婚。

　　從追兇到追責 還在等公安問責結果

　　法制晚報：這幾天等這個開庭是什么心情？

　　李桂英：心情很復雜，喜憂參半，喜的是如果兇手判處死刑，就可以告慰亡夫，憂的是如果兇手判不了死刑，怎么能安慰生者。

　　兇手沒抓到以前，每天惴惴不安的，擔心他們可能回來害我們。現在比以前好很多，心里的石頭放下了。這半年不用追兇了，主要是忙著追責。

　　法制晚報：主要追責什么呢？

　　李桂英：我的丈夫在1998年1月30日被同村村民齊學山、齊金山、齊保山、齊闊軍、齊海營五人殺害，但項城市公安局未積極辦案。1998年1月30日案發時正值大年初三，5名嫌犯連夜逃逸。派出所還將犯罪嫌疑人齊海營戶口注銷，重新以“齊好記”為名給齊海營上了新戶口。

　　法制晚報：到目前為止，追責這邊有什么進展？收到公安那邊的答復了嗎？

　　李桂英：項城市公安局明確表態成立倒查組，追究不同時期相關人員的責任。目前我們還在等公安的問責結果，但具體進行的那一步，我還不太清楚。

　　“我家成了全國刑事案件聚集地 當事人找我幫忙出主意”

　　法制晚報：你的事跡被新聞報道后，生活有什么變化？

　　李桂英：我們家成了全國刑事案件的聚集地。太多的人和事需要幫助，我卻勢單力薄，無能為力。

　　全國各地包括北京、南寧、山東、安徽等很多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的當事人都來找我，讓我給他們出主意。一天多的時候有三四波，半年來，差不多有幾百個人找過我。

　　他們去我的老家齊坡村，去了以后才知道我已經搬家了。有的甚至還帶證人一起來。

　　我的事被媒體報道以來的這半年，有很多編劇、導演和我們聯系，想把我的故事作為原型，拍成影視劇。讓我們和他們簽原型人物授權。

　　被報道后，有時候上街上買東西都會被認出來，他們會很熱情的找我合影。

　　法制晚報：對于各地案件當事人的求助，你是怎么回應他們的？

　　李桂英：我會鼓勵他們堅持下去，更多的學習法律知識，按程序反映問題。也有公益律師找到我，我讓他們和我的律師對接。律師建議以我的名字成立李桂英法律服務網站，來幫助更多的人。

　　追兇十七年花費幾十萬 拒絕社會捐款不想再欠人情

　　法制晚報：家里的鉚釘廠的生意怎么樣了，現在的主要收入來源是什么？

　　李桂英：家里的生意和以往沒什么區別。我之前長期在外捉兇，那時心情也不好，整宿睡不著覺，生意開一天，停一天，很多客戶都流失了。現在孩子們也能掙點錢了。有時候我們也會從外邊借一點兒錢。

　　現在的主要收入來源還是種地和做釘子。孩子們計劃把賣釘子和互聯網接軌，在網上銷售。

　　法制晚報：現在幾個孩子都在做些什么？

　　李桂英：兩個小一點兒的孩子，去年才畢業。現在是一邊打工一邊復習準備考試，下了班就開始看書。現在幾個孩子都上班了，都有正式工作了。

　　法制晚報：您之前提到，你十多年來的追兇，虧欠孩子，欠親戚朋友太多，這句話怎么講？

　　李桂英：因為追兇，我的幾個孩子跟著我受了不少苦。特別是我家老二，他的哥哥弟弟妹妹都要去上學，我追兇也需要錢，所以要留下一個人掙錢，我就勸他不要去上學了，留在家里幫我掙錢。我認為他聰明，個子長得高，可以擔當起一個家了。當時我把家里做釘子的機器交給老二管，我就去新疆找仇人。

　　我冬天回來時，剛進家門，就看到二兒子站在院子里給機床擦油，渾身上下油膩骯臟，兩只小手還長出了凍瘡。看到我之后就哇哇大哭，“我不做釘子了，我也要去上學。”

　　我們家以前掙得很多錢都花在追兇上了。我的親戚朋友也幫了不少忙。我哥和姐，他們都借了我幾萬塊錢了。孩子上學學費交不起的時候，就是我哥給我交的。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借的錢都不讓我還了。

　　但是我過意不去，幾個孩子也陸續能掙錢了，我也讓他們把欠別人的錢還上。也有很多人想給我們捐款。

　　法制晚報：收到的捐款多嗎？對這些捐款你是怎么處置的？

　　李桂英：一個云南的人大代表，給我充了500塊錢話費。還有好多人向我要銀行卡號。別人捐款我也不想要，因為我感覺良心上過意不去，都拒絕了，不想再欠別人人情。我想慢慢自己掙。

　　法制晚報：追兇這些年的花費大概有多少？

　　李桂英：大約也有個幾十萬吧，大部分是和親朋好友借的，還有釘子廠賺的錢。

　　自學《刑法》、《偵查學》 拜訪上千戶求給提供線索

　　法制晚報：為了捉兇，都做了哪些準備？

　　李桂英：我會看很多專業書籍，《刑法》、《民法指南》、《偵查學》等，學會了很多抓捕和尋找線索的方法。比如從《偵查學》中學習了摸清情況排查虛假信息，也做了大量筆記。

　　我也會去看電視臺的《天網》、《一線》、《今日說法》等法制節目來學習。看的好多東西也容易忘掉，我還會再多鞏固。法律是學不完的，學法只是第一步，學完了還得懂法。

　　剛開始學的時候也會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我就會請教律師。我要是不學法律，就永遠都抓不到齊金山。即使現在兇手被抓住了，我也在一直看，每天孫子睡著后或者我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都會看一下。

　　法制晚報：這么多年是怎么布下線索的？

　　李桂英：因為我們村子外出打工的人比較多，我會去挨家挨戶去拜訪。和他們說要是出去打工看到了告訴我一下。

　　我會聽他們和我說話的口氣來辨別他們是否愿意幫忙。對于愿意的，我會帶著禮物二次拜訪。有時候我寧可自己不吃，也得去在拜訪的時候給他們送到。

　　除了我們齊坡村本村的，我還會去附近的村莊拜訪，求他們給我提供線索。因為外村的人不認識這些嫌犯，我會去打印店把他們的照片打印下來，光是照片就打印了上千張。這些年來，我拜訪過的人家也有幾千戶了。

　　1998年追到的兩個兇手齊保山、齊學山就是村子里的人到鎮上發現的。他們回來時給我傳話，讓我跟他一起去看是不是。我一看是他們，就報案了。

　　法制晚報：因為懸賞給自己提供線索的人也花了不少錢吧？

　　李桂英：大部分人提供線索都不要酬勞。但是也確實有很多人想利用我找線索急迫的心情來騙錢。

　　有的人會和我說，“我知道一個線索，但是你得先給我兩千塊錢，我才告訴你。”剛開始有很多這樣的人，這時候我還要從親戚那里借錢給他們。但是很多是假線索，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哥就勸我，你不能再隨便給別人錢了，孩子還要上學，后來我就不輕易給了。

　　通過查通話清單給警方提供線索 被嫌犯家屬報復拽掉一綹頭發

　　法制晚報：這么多年的尋兇，有讓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李桂英：齊學山和齊保山刑滿釋放回家，出獄不久就張羅在老家蓋房子。我知道后心里很疑惑，“剛出獄的人怎么會有錢蓋房子”，因為齊學山、齊保山和齊金山是三兄弟，我就猜測是不是齊金山在暗中資助。

　　經人指點，我找到了齊學山的電話號碼，想辦法打印出他的通話清單。清單上有一個新疆號碼頻繁出現，我懷疑號碼為齊金山所有。

　　我把電話號碼、齊金山的身份信息連同公安機關的追捕信息一起提供給新疆警方。不久后，警方就傳回一段視頻讓我辨認，視頻里的人正是逃逸了13年的齊金山。

　　法制晚報：17年在路上的追兇有特別窘迫或者心酸的時候嗎？

　　李桂英：有一次去新疆找人，剛下車身上的錢就被偷了。只能靠撿瓶子賣錢。以前我也是民辦教師和村干部，生活也很講究。但是追兇的時候淪落到像乞丐一樣，住在別人屋檐下，向他們乞討吃喝，那段時間，不是人吃的飯我都吃，覺得很沒尊嚴。

　　去新疆的追兇的時候，新疆那邊還很冷。導致我落下了手麻、肩周炎等后遺癥。現在我兩條腿因為有關節炎都不敢走遠。

　　法制晚報：在這個過程中有被報復的時候嗎？

　　李桂英：齊金山娘家那邊見到我會罵我，對我說，假如我再告齊金山，就要殺我全家。還有一次我去地里種麥子，齊金山的老婆和母親找到我，把我打了一頓，我的頭發被拽下一綹。幸虧村里的人看到了，把她們拉開了。后來我們家就搬到了南頓鎮。

　　從那以后，我出門都會很注意。一般人少的中午和晚上不出去。為了防止報復，家里也會養狗、安裝攝像頭。

　　法制晚報：在齊坡村，大家對您追兇17年是什么態度？

　　李桂英：大多都很支持我。鼓勵我應該這樣做，要不對不起孩子爸爸。與此同時，也會有一些風言風語。勸我別追了，人死不會復生，說兇手跑了幾年就算了，還有一些人覺得我精神不正常。

　　法制晚報：為什么會一直堅持？

　　李桂英：好好一個人沒了，兇手也跑了，覺得孩子他爸爸冤。我和孩子爸爸感情很好。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幫一個窯廠拉土，晚上快十一點了才回家，渾身臟兮兮的沾滿泥沙，一見我就遞給我一疊錢，說他一天拉了十六車的土，這是今天工錢，你收著。我心疼他，就讓他把錢留下買件衣服，但他還是把錢硬塞給我。他對我很信任。

　　孩子小時候，每當哭鬧的時候，有時候我會煩。他會安慰我，去哄小孩替我分擔。有好吃的都給我留著。他自己不抽煙不喝酒，心里有啥煩心事也會跟我講。

　　他文化水平比我高，會和我講很多知識和道理。孩子爸爸去世后，我總會夢到他，他說欠我的太多了，下輩子還跟我做夫妻，也和我說要想辦法把幾個兇手找到。

　　我總覺得不讓兇手受到應有的懲罰對不起他。

　　希望兇手依法判決 未來想好好照顧孩子

　　法制晚報：在1998年出事之前，那時您和丈夫對生活有什么期待？

　　李桂英：那時候我丈夫精通機械，鉚釘廠的生意很紅火，我們在村里第一個蓋起了樓房。他當時總和我說，要把五個孩子全都供上大學，最低得大學本科畢業，給他們給買房買車。

　　法制晚報：怎么看待追兇的這十七年，心里有沒有想做而沒做成的事？

　　李桂英：這17年，我一邊追兇、一邊拉扯孩子、做小生意種地、一邊照顧兩個老人，很累。 人生只有一個17年，再找下一個17年已經沒有了。

　　我丈夫生前和我說過，假如鉚釘廠的生意不好了，就去做汽車配件。但是17年過去了，我今年已經60了，已經沒有精力和時間做這個了。

　　法制晚報：對未來有什么期待？

　　李桂英：想讓兇手得到依法判決。好好照顧孩子，多賺一些錢，報答那些曾經幫助過我的人。看著小孩慢慢長大、成家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