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22 08:14:00 來源:21世紀經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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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013年，站在新一輪政經周期的起點，“改革”再度成為熱詞。
2012年年底，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主持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時如是強調，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句話同樣適用于背負130萬億資產總額的中國銀行業，對其而言，2013年，將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它既是過去十年的終結，又將是下一個十年的起點。
此時，離上一輪啟動劃時代的國有銀行改革已是十年，離中國第一家大型國有銀行上市已近8年，同時，中國金融業“三駕馬車”分業監管體系建立亦十年。
毫無疑問，過去十年，乃是中國金融改革激蕩之十年，從技術性破產的邊緣“起死回生”到歷經金融危機洗禮后成功“逆襲”，從亞洲最壞的銀行再到全球市值最大的銀行十家占據四席，不過十年光景，中國金融業經歷了一場鳳凰涅磐式的改革與再造。
如果將過去十年做一個切分，前一個五年，以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為核心的整個金融改革，因危機而生，又因危機而動，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東南亞各國金融體系急風驟雨般打擊和摧毀，深刻觸動了中國金融改革的決心，直至2003年，背負兩萬億不良資產，嚴重資不抵債的國有商業銀行，掀起了背水一戰式的股份制改革，隨后，國內大部分主要商業銀行紛紛擺脫歷史包袱、改制上市，中國銀行業基本完成了“形似”上的量變。
后一個五年，中國整個金融市場改革又因危機而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中國政府推出“四萬億”刺激計劃，剛剛通過股份制改革重塑體魄的中國銀行業成為中國對抗金融危機的根基與先鋒。
然而，隨之而來三年超過25萬億的天量信貸，再度暴露了中國銀行業粗放式規模擴張的弊病，借用銀監會主席尚福林的話說，“一些銀行在許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夠深入的問題。”
這五年，中國金融市場，中國經濟，乃至更廣袤的世界金融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著深刻變革，而這將決定中國銀行業下一個十年，無論改革與轉型，其將身處何種大周期之下。
一方面，對于銀行業所依存的中國經濟而言，其改革與增長的話語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遷。正如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黃益平（微博）教授所言，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過去支持高速增長的一些有利條件，包括勞動力的無限供給、低成本的優勢以及出口的快速擴張，已經開始消失，GDP增長潛力已經從過去的10%下降到8%左右。”
這意味著過去五年，中國銀行業30%-40%增長態勢將會難以持續。
另一方面，正在推進的利率市場化進程，將使得中國龐大的銀行體系不得不直面金融脫媒、競爭加劇、利差縮小和商業模式轉變的多重壓力；近年來，商業銀行紛紛試水的向小微企業金融轉型、試水綜合化經營、以及國際化探索，都為未來提供了多種可能性。
一句話，站在下一個十年的起點，轉型已是迫在眉睫。接下來，中國銀行業如何從形似到神似，從量變到質變，在“改革開放”這把總鑰匙下，銀行的出路只能是轉型。
銀行改革步入“深水區”
2009年，對于中國銀行業而言，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一年，當年銀行體系新增貸款創紀錄地高達9.59萬億元，增速則高達31.6%，此后三年，銀行業的規模擴張與資本約束成為中國銀行業的關鍵性議題。
過去幾年，銀行業資產擴張的本能暴露無遺，至于資本，不夠可以補充；2009-2011年三年25萬億的巨量信貸投放之下，中國銀行業“信貸高速擴張——風險資產積累——再融資——再擴張”的粗放式擴張模式弊病日漸顯現。
“一些銀行一年（2009）信貸增量是過去的3-4倍，即用一年的時間完成了過去3-4年的規模增長。”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在其新書中如是寫道，“應該看到，這種大量貸款投放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不具有可持續性，更不可簡單復制。”
在潘功勝看來，信用高速擴張使得商業銀行“資本約束型”的經營理念弱化，而高速信貸擴張背后，是商業銀行經營行為和經營文化的巨大變化，也是金融危機背景下政府和銀行之間關系的“重塑”。
金融危機使得地方政府與銀行的關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異，即銀政關系“重塑”，一方面，地方政府通過繁多的銀政戰略合作、變相的激勵引導和施壓、隱晦的政治誘惑等吸引銀行大量信貸支持，另一方面，一些銀行對于政府信用存在過度信任，在放貸中將當地政府認可度作為重要因素，而忽視了對政府償還能力的關注。
官方數據顯示，1997年和2008年兩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均呈現快速膨脹態勢，1998年和2009年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分別比上年增長48.20%和61.92%，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達到10.7萬億。
地方政府債務膨脹之下，從2009年開始，監管機構每個季度經濟金融形勢通報會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始終是監管的頭等大事。而2010年以后，盡管地方政府的直接借款大幅減少，但2012年以來影子銀行與信托產品快速增加，且多數貸給了基礎設施項目，又引發了外界有關影子銀行風險的討論。
簡而言之，盡管目前中國的銀行業整體實力有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五大銀行已經走進了國際大型銀行之列，但規模大不等于競爭力強，利潤高不等于機制好，網點多不等于服務優，一些銀行在許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夠深入的問題。
2012年初，剛剛就任銀監會主席不久的尚福林撰文稱，通過改革，銀行業曾經改變了單純的“存款考核”，強化綜合效益管理，但近年來又開始追求單純的規模擴張；曾經精簡了機構，縮短管理鏈條，但近年來又開始增機構、搶地盤。
“這些問題都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在尚福林看來，所有這些問題，寄希望下一階段機制改革。
首先，針對中國銀行業普遍存在的“速度情結”和“規模沖動”，監管和銀行的當務之急，應是“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
“沒有約束的擴張不是有效擴張，沒有約束的發展不是科學發展。當前最重要的是強化資本約束，實現資本占補的動態平衡。”在尚福林看來，過去幾年，資產擴張而倒逼資本補充的現象不可持續，商業銀行應在經營中綜合考慮風險、收益、資本的平衡關系，強化資本對資產的剛性約束，堅決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粗放循環。
其次，2012年以來，銀監會也試圖通過建立科學的激勵機制來引導商業銀行的經營行為，在新版《銀行業金融機構績效考評監管指引》中，提高了不良貸款率、撥備覆蓋率等風險指標在績效考評中的權重；同時，要求銀行準確測算各類業務的風險成本和風險調整后的收益，防止利潤虛增和風險隱匿。
再次，建立高效的運營機制。再造運營機制要以客戶為中心，全面整合業務和管理流程，實行機構扁平化管理、業務垂直化管理、風險集中化管理，諸如在重點業務領域實行戰略事業部制等機制改革設想。
在一位股份制銀行高層看來，過去十年一系列波瀾壯闊的銀行改革，其邏輯起點和核心目標就是市場化和現代產權制度，股份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逐漸厘清銀政關系，還銀行經營自主權。
“無論是重塑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改變國有銀行外部經營環境，還是繼續深化銀行內部體制改革，市場化是必須堅持的方向。”在上述股份制銀行高管看來，這些都是金融危機之后，帶來的改革新命題，屬于改革的“深水區”。
利率市場化新挑戰
如果用幾組數字，簡單勾勒2012年中國銀行業的普遍金融生態的話，有幾個指標一定不能被忽略：
一是不良貸款，根據銀監會統計，截至2012年9月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7.5%，較年初增加513億元，同時關注類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6.4%，較年初增加629億元。
二，貸款占新增社會融資總量比例由十年前的超過80%，下降至目前的60%以內，相反，債券規模（剔除國債、金融債與央票后）年均增長超過了30%，2012年三季度末已經提升至6.9萬億；
三是，截至今年9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理財資金余額達6.7萬億，較上年末增長47%；前三季度，信托貸款增加7015億元，同比多增6176億元。
上述三組數據，恰恰對應2012年中國銀行業四大熱詞——惡化的資產質量、利率市場化、金融脫媒和影子銀行，幾個詞匯內涵外延交織在一起，是當下銀行業經營生態的真實寫照。
進入2012年，中國銀行業正在向過去30%-40%的高利潤增長時代告別，而利率市場化，卻正在由恐懼一步步變為現實。
2012年6月8日和7月6日，人民銀行宣布我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及其浮動區間經歷了兩次調整，截至目前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的浮動區間分別為基準利率的1.1倍和0.7倍。
“這兩次利率調整是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重要步驟。”1月6日，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向記者表示，在他看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最關鍵的有兩步，第一步乃2004年人民銀行對存貸款上下限的調整；第二步，便是今年的兩次存款利率調整，“其意義超過了2004年的利率改革，經過兩次調整，我國貸款利率市場化接近完成，而允許存款利率上浮作為改革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的突破性嘗試，乃本次利率調整的最大亮點。”
在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看來，此舉歷史性地打破了銀行業一直以來實行劃一存款利率的格局，勢必將對中國銀行業產生深遠的影響。
與利率市場化改革相隨的，則是愈演愈烈的金融脫媒趨勢，企業的債券融資，成為僅次于銀行的第二大融資渠道，存款周期性波動，銀行理財產品迅速膨脹……正在蠶食商業銀行傳統的生存空間，資本性脫媒不可逆轉。
正如中信銀行副行長張強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所言，“隨著金融脫媒和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以債券和股票發行為主要形式的直接融資會更大規模、更快速度地替代我們的傳統信貸業務，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罷，商業銀行都必須接受它。”
“如果說利率市場化將壓縮銀行業的盈利空間，那么金融脫媒將壓縮銀行業的生存空間，商業銀行面臨嚴峻挑戰。”在中國銀行業協會專職副會長楊再平看來，兩者將會對商業銀行傳統的盈利模式、負債結構、客戶結構帶來深刻影響。
金融脫媒對客戶結構和盈利模式的影響則是致命性的。在張強看來，隨著2012年債市大擴容，具備直接融資資格的企業越來越多，“由AA以上，現在已經降低到A，這意味著所有省市當地核心戰略客戶，都成為具備發債資格的企業。核心企業不再需要通過銀行借錢。”
“這一次利率市場化在商業銀行預料之中，我們認為這是其中第一步，估計今年或者明年還會走第二步或者第三步，最終利率市場化將會將息差空間壓到更小。”張強認為，利率市場化是一個國家金融市場和商業銀行成熟的標志，銀行不能違背這個潮流，必須跟上利率市場化發展的步伐。
然而，利率市場化是一柄雙刃劍，再加之中國銀行業產權改革尚沒有真正一步到位，銀行還是國家的銀行，利率市場化下的競爭性定價或價格競爭，可能走向無規則、無協調的“惡性競爭”。
互聯網金融沖擊&轉型新命題
中國銀行業二次轉型與革命，既是個老話題，又是個新命題。
早在2010年規模擴張、“以量補價”大行其道的年代，中國銀行家們便對加快銀行業轉型有切膚之感。
兩年前，招商銀行馬蔚華就提出，中國銀行業的生存空間正在發生深刻改變，一是，巴塞爾協議Ⅲ的落地，意味著中國銀行業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已經發生改變；二是，從銀行業所處的外部環境看，利率市場化不斷推進，正在動搖中國銀行業盈利的現實基礎。三是，中國社會金融需求的多元化將進一步加劇。
兩年中，作為外部約束條件的監管環境，隨著2012年12月7日，銀監會關于《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的過渡期安排出臺，正在向現實回歸。
只不過，在改革成功塑身后，銀行的“好日子”沒過多久，新時代已經拉開了序幕，互聯網金融快速崛起，讓中國商業銀行未盡的改革和迫切的轉型已經被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除了監管趨向市場化外，近兩年互聯網金融的迅速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技術性脫媒，讓人們不禁想起比爾·蓋茨十年前的那句著名預言——如果傳統銀行不能對電子化作出改變,將成為21世紀行將滅絕的恐龍。
2012年9月份，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謝平曾撰文稱，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科技，特別是移動支付、社交網絡、搜索引擎和云計算等，將對人類金融模式產生根本影響。
謝平說，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已經可以看到三個重要趨勢：第一個趨勢是移動支付替代傳統支付業務(如信用卡、銀行匯款)。“全球移動支付總金額2011年為1059億美元，預計未來5年將以年均42%的速度增長，2016年將達到6169億美元。”第二個趨勢是人人貸(個人之間通過互聯網直接借貸)替代傳統存貸款業務。比如2007年成立的美國Lending Club公司，到2012年年中已經促成會員間貸款6.9億美元，利息收入約0.6億美元。摩根士丹利前CEOJohn Mack為其董事會成員。
第三個趨勢是眾籌融資(crowd funding，通過互聯網為投資項目募集股本金)替代傳統證券業務。2012年4月，美國通過JOBS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允許小企業通過眾籌融資獲得股權資本。
對于中國銀行業而言，近幾年，以支付寶為首的第三方支付的迅速崛起，使得銀行支付中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脫媒沖擊；而進入2012年，中國銀行業正在試圖對這一趨勢做出應對。
2012年12月，中信銀行在總行層面成立網絡銀行部，整合了此前分散于公司銀行部、零售銀行部的電子銀行等業務，部門總經理由零售部總經理楊曉兼任。
楊曉向本報記者表示，快速發展的電子銀行、電子商務已是大趨勢，中信銀行力爭再造一個網上中信銀行。
而招商銀行馬蔚華也在多個不同場合強調“消滅信用卡，銀行也是IT屬性”，以高姿態宣布進軍移動支付領域。而在告別與阿里巴巴的合作之后，進入2012年，建行也高調宣布進軍電子商務金融領域。
“未來銀行最大的競爭性威脅來自非銀行方面,特別是網絡信息領域的市場進入者，匯豐銀行2010年就將最大潛在競爭對手定為谷歌公司。”一位股份制高層如是告訴記者，現在看來，資本脫媒和技術性脫媒的趨勢都越來越嚴重，這必然使銀行傳統利差收入比重不斷下降，如果沒有其他非利差收入補充，整體利潤水平就會受很大影響。
差異化競爭之路
簡而言之，商業銀行不僅要面對互聯網金融崛起帶來的技術沖擊，也要面對利率市場化和金融開放短期內可能帶來的新的金融風險，這是雙重挑戰。
更進一步講，中國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正在悄然發生變化，銀行業高利潤時代即將終結，商業銀行不得不重新思考戰略定位和市場定位。
2012年，各家商業銀行紛紛推出自己的未來五年戰略規劃，無論是工行、建行的綜合化和國際化戰略，還是農行“城市農村一體化發展”；無論是中信銀行強化零售銀行戰略，招行“兩小（小企業+小微企業）”戰略、還是民生“做民營企業、‘小微’企業、高端客戶的銀行”，各方皆試圖從上述諸多難題中尋求體制性突破，并試圖尋找一條差異化競爭之路，而商業銀行紛紛轉型背后，邏輯均指向了內涵式發展、均衡性發展、差異化發展之道。
以中信銀行為例，2012年9月，朱小黃上任伊始就直言，中國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正在悄然發生變化，中信銀行不得不重新思考戰略定位和市場定位；其提出的六大設想中，無論是建設一個能力強大的總行，還是強化零售銀行戰略，均能看出中信著力應對經濟放緩和銀行業轉型調整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中國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深層次的改革，仍需進一步推進。
在上述股份制銀行高層看來，戰略轉型至少應包含三個層面：盈利模式、管理模式和治理模式三重轉型。
“盈利模式轉型方面，現在銀行的轉型同質化很嚴重，要想創造出新的盈利點是很困難的。”上述人士分析，同質化背后，是金融創新不足，監管過度也是一個不得不重新審視的話題。
而上一輪國有銀行改革未盡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也應是下一步改革的重點。目前，中國銀行業的治理模式是從西方不同國家搬來的，又拼疊在一起，公司治理中要素太多，既有董事會又有監事會，更有黨委會、管理層和股東大會；而國外銀行的監事會和董事會并不同時出現。
在一位國有銀行中層人士看來，商業銀行公司治理很關鍵的一點就是處理好黨委會和董事會的關系，中國商業銀行是黨管干部，而市場化改革的總體方向是政企分開，起碼也要先做到黨企分開。
過去的十年，中國銀行業鳳凰涅磐式的自我救贖和改革再造，為中國成功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打下了基石；但并不能將之歸功于中國模式的成功；下一個十年，市場化改革仍將是重中之重。
路漫漫兮，任重道遠。
